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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某教师关于《梁生宝买稻种》一课所编制的问题系列,回答问题。①“几乎全部旅客都进入了这个或那个旅馆……““几乎”和“全部”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呢?②这个年轻的庄稼人,是怎样站在破帝栅底下的呢?最吸引你注意的是哪几个动词?③“他并不怎么着急地思量,到哪里去过一夜……”那他思量什么呢?④走进一家小饭铺,有什么好高兴的?为什么要加上“满脸笑容”四个字?⑤吃完汤面和馍馍,为什么要带一句“打着饱嗝”?这与文章中心有什么关系?⑥梁生宝是怎样拿出一张五分票的?文章为什么要把这一细节写得这么详细?⑦梁生宝“要了五分钱的一碗面,喝了两碗面汤”是不是太“抠门”了?⑧如果你是小饭铺的服务员,站在一旁,会怎么看待梁生宝?现在你读了全文,又是怎样看待这一人物的?⑨“他想,在这里甜美地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买了稻种以后,梁生宝会怎样返回汤河?对以上问题设计意图的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A、①②③三个问题体现了认知性问题特点,从词、句子人手,从“小”处着眼,引导学生从课文中找到答案

B、④⑤两个问题是“课文阅读理解式”,旨在让初步学生熟悉课文,了解故事情节

C、⑥⑦⑧三个问题是评价性问题,让学生站在评价者的立场上进行比较与评判,对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全面分析

D、问题⑨是创造性问题,需要学生根据对课文的理解进行回答,还需要学生展开丰富的想象,发挥创造能力解决这一问题

阅读吴伯箫小说《化装》,结合作品实际,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评论文章。

要求:(1)简要阐述作品的主题思想。(2)简要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3)观点鲜明、分析细致、条理清楚、语言通顺、书写整洁。(附《化装》原文)化装吴伯箫太阳早已落山。大刘庄吃饭最晚的人家也都收拾了碗筷准备闩门睡觉了。这天晚上比较平静,连喂好了奶的小孩子都乖乖地抱在母亲怀里,听不见半点哭闹的声音。村里唯一还在外面走动的是徐家姑嫂。她俩在街东头正映了朦胧的月光推碾。碾轴发着吱幽吱幽单调深长的声音,显得这乡村的夜晚更加寂静。月亮是一弯黄金梳样的上弦月。星稀稀的。透过碾盘旁边的槐树枝叶,地下有斑斑驳驳散乱的阴影。偶尔踏过槐影“踢橐踢橐”走过的是贺二叔。他在替炮楼里的敌人.敲梆子。贺二叔是老实人,又是无妻无子的老绝户,敌人看中了他的忠厚,就硬要派定他专门值夜打更。村里隐蔽的抗日政权,也完全同意;为了村里大家的安全和更机密的斗争,都怂恿他干。于是他就夜夜在村里到处转着,每走几步,就“剥,剥,剥”很匀称地敲三下梆子,意思告诉敌人说:“这村里平安无事,‘太君’们安安稳稳地睡觉吧。”若梆子一停被炮楼发觉了,敌人不敢下来也会朝村子里放枪。一一炮楼就在村子西边,离村西头的人家不到半里.贺二叔碰见徐家姑嫂,便问道:“还推碾呀?”两姑嫂回答着:“二叔,操心啊!”像招呼又像叮咛。“反正大家都是一样。”说着,梆子的声音就慢慢走远了。可是,忽然村东传来了一阵嘁嘁喳喳的说话声。像什么风吹来的一样,小路上涌现出九个幢幢的人影。“同志,这是大刘庄吗?”里边有一个走近碾盘,喘嘘嘘地,开口就这样称呼,这样探问。嫂嫂徐凤,一一村里能干的妇救主任,凭她的机灵和细心,一听陌生人的口音,再打量一下他的身份,心里一亮就完全明白了。注意端详端详那九个客人的装扮,倒一律穿的是八路军崭新的夜行衣。走来问话的那一个还从腰里掏出火链家什来打火抽烟,也满像庄稼人出身的模样。徐凤一眨眼,不禁惊慌地叫起来:“哎呀!怎么你们八路军敢到这里来?可不得了……”“我们和鬼子打了一仗嘛!你看看。”客人说着摸一摸身上。徐风跟着客人的手指看去,的确,月光下的夜行衣上,又是露水又是泥。两条腿竟都像从泥坑里才拔出来似的,裤子被泥水沾污了半截。“啊,累坏了,给咱们做点饭吃吧。”客人说得很亲切,很像自家人的口吻。“可不敢,”徐凤很担心的样子.“要是叫村子里自卫团知道了,非把你们都捆起来不可!你们还是赶快走吧,这里不能停!”“这一次无论如何要麻烦您了。”客人仿佛很固执.“那怎么成?我们不能不要命啊!”徐凤更感到为难。说着,两方面几乎引起争执.“我们吃完了就走,又不是白吃你们的!”徐凤看看摆脱不了,才缓了缓口气说:“好,那么你们跟我家去吧。可是你们别声张,一声张我们可就都没命了。”回头她使一个眼色,吩咐她妹妹说:“二妹,你看着把碾收拾收拾,我陪客人家去。”走了两步,又着重说一句:“箩是刘家的,可别忘了给人家送去”。一一刘家是游击小组长的家。妹妹从嫂子的眼色里知道送箩以外,还应当干些什么。那任务是比收拾碾盘更重要的。这个并不太笨的丫头,等客人刚刚转弯,这里她就先悄悄地到刘家去了。客人是满意的。进门还再三声明:“绝对不连累你们就是!”徐凤领着客人,一进门就嚷:“娘,来了客人啦。”老太太正坐在炕上做针线呢。听见媳妇的声音,就赶快从炕上下来。透过黯淡的灯光,她看见踏进屋来的客人穿的是一色八路军的夜行衣。她就亲热地说着:“同志,您来啦。”伸手就去拿板凳,招呼让坐。“娘,”徐凤叫一声,眼睛一转:“客人要吃饭呢。”“怎么?”听语气,看神情,老太太心里也明白了。“咱可不敢招待八路军。三四个月了,这里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有,你们怎么敢到这里来?”“难道你们不抗日吗?”客人像沉不住气,这样故意追问。“好我的天,抗日?也得要命呀!”老人家回答的很严正。“娘,我在碾上已经答应人家做饭了.”徐凤说。“你答应的你就快做去!”老人家似乎生气了,“不管死活!”一一转过脸来,她又对客人说:“你们吃了饭可要快走,呆在我们家不是玩的。村里报告了楼予上,咱全家可就都完了。”这家终于招待客人吃了一餐夜饭。在吃夜饭的时候,外边贺二叔还在继续着敲他的梆子。声音还是一连三下。但是从那九个人进村以后,他敲的已不再那么匀称,“剥,剥一一剥,”声音变成两短一长了。这差别粗听是听不出来的,但村里的游击组员却都懂得。意思是说:“村里有敌人来了,你们赶快到那里集合吧。”徐凤家里的客人,一顿饭足磨菇了两顿饭的时间。临走徐凤再三告诉他们:“要走,出村东往北拐,走树林旁边那条小路,可不要乱走,附近都是炮楼。”说话就快下半夜了。大刘庄的游击小组在村北二里地的树林里,已等了很久。但他们没有白等。正像游击小组长所预料的,他们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得了八条枪,活捉了七个俘虏,里边还有两个朝鲜兵。游击组员都是化了装的,穿的是黄绿色的军衣。快鸡叫了,徐凤家又有人敲门。“大娘,开门吧。”徐风的丈夫是游击组员。刚刚回来,正脱着黄绿色军衣,和老婆、妹妹在谈论伏击的经过呢。老太太一下跑进来,对着儿子的耳朵说:“又是那一伙回来了!”徐凤在旁边听了一愣。丈夫却已经一下跳到了靠近大门的屋顶上。只听有两个人在门外嘟哝:“我说会吃亏吧,你不信。”抱怨的是中国人口音.“八格!”骂人的是一个鬼子。屋顶上就大声问道:“谁?”“八路军。”是门外的回答。“八路军,”屋顶上一砖头打下去,“九路军我也打!”只听“哎呀”了一声,又仿佛说了一句:“大大的好的!”一一踉踉跄跄的脚步声就慢慢向大刘庄西头炮楼的方向逃去了。第二天,大刘庄炮楼里死了一个夜里来的鬼子。那鬼子头部受了重伤。而村北五里外的一个敌人据点里透露出风声:说有一个日本鬼子带着两个朝鲜兵,六个伪军,第一次化装了八路军出去巡夜,探访这一带八路军的活动,和它跟老百姓的关系,准备清剿烧杀。可是天色大亮,只回来了一个伪军。那伪军报告说:“这一带三四个月都没有八路军的影子了。老百姓不敢私通八路,八路军在老百姓家里吃顿饭都不容易……”敌人小队长听了很高兴。“可是,”伪军继续的报告,又把小队长的高兴打回去了。“我们从大刘庄往回走,却遭了突然的伏击;丢了八条枪,七个人被俘了。我和‘太君’逃出来,想再回大刘庄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动静,不想村里依旧静悄悄的,‘太君’却叫人家当八路打死了!”小队长听了很气愤,一下子跳起来:“不要说啦!打伏击的穿的是什么衣裳?”“月亮地里看得清楚,”伪军没敢迟疑,也没敢编造,就据实地说,“穿的和我们队伍一模一样,是黑绿色军装。”“奇怪,是哪个碉堡的呢?”小队长纳闷了,像在葫芦里,又像在鼓里。“皇协军’打了八路的埋伏。”大刘庄一带,口头传说;但到底谁打了谁,老百姓的心里却和徐凤的心里一样,大家都是雪亮雪亮的。(1944年11月l0日《延安小说卷》下册)

(二十)  【给定资料】  1.2010年年底,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的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待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在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2011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有了大城市生活的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2.促使李涵最终逃离上海的导火线是房东,“当时房东非要涨房租,一个房间就要涨500元,谈判了几次,根本压不下价来,突然就有一种要露宿街头的感觉。”恰好当时有个高中同学在邮件中告诉她,郑州的一个事业单位正在招人,让她赶紧报名。  “离开时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上海火车站的候车室,我拉着个行李箱,周围都是说着河南话的人。”李涵说,当时她心中只有一句话:“我就这样回去了,真的就这样回去了。”  一开始,父母并不知道李涵已经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当李涵告诉父母自己已在郑州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时,父母才恍然大悟:“闺女回来了,郑州也行啊,也是个省城啊。”  朝九晚五,李涵的郑州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她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交待给郑州这个城市了。她甚至开始去相亲,“高中同学好多在郑州,不少结婚了,有的还有了孩子,我算比较落后的了,同学们很热心,介绍了几个,我都去见了。”然而接下来在这个事业单位中,李涵遇到了一些她很不能接受的事情,“每个月会发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但是在郑州也算可以的了,我一个新人刚去没有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意中却得知和我一起进单位的另一个女孩有,同事说,因为那女孩的老爸是另一家事业单位的领导。”  同事张大姐劝李涵这些都要看得开,毕竟在中小城市,一切都要看关系,“有人罩着,那自然好办事,大树底下好乘凉嘛。”李涵也才明白,当时她选择“逃离”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说:“小地方,要靠爹!”张大姐还告诉她,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排着队到领导家送礼呢,“不送礼,有时候工作都会保不住的,这叫怎么回事啊。”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涵明白,自己的父亲不过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在郑州不能给她构建什么关系网,“这种感觉很不一样,上海是累,但是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公司的薪酬奖励很明确,多劳就会多得,不会有这些弯弯绕,这些弯弯绕,我还真玩不好。”  从那开始,李涵就思考,自己到底回郑州来干什么?“其实不止那一件事情,我觉得周围人的思维和我也不一样,一到周末去参加同学聚会,感觉和他们谈不到一块,就是不在一个圈子里的感觉。另外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做广告策划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是做了一个办事员,不能说低就了,就是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李涵也试图努力过,在单位有文化活动的时候,她总想露上一手,写出个漂亮的策划案,“但根本行不通,领导才不管你什么策划案呢,就是追求那种庸俗的热闹。”  夜深人静,李涵心中的两个“人”总是在打架,一方是上海,一方是郑州。几番回合下来,李涵还是决定离开郑州,重返上海。  回到上海,并不像李涵想得那么容易,老东家已经没存空缺职位,“先回来就是胜利嘛,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自己不会再选择逃避,在上海,我相信什么都会有的。”  3.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待了七八年后,回到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的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吗?”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他的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刘沛在成都的生活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4.“逃离”广州对刘梅来说,无奈的成分小一些,更多的是一种不被认同感,“当时经济压力其实也有,但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平衡,我在广州能得到什么,耳边是听不太懂的粤语,亲人又那么遥远,照顾不过来;而回到重庆这些似乎都能得到解决。”  仔细盘算了一下,刘梅一年前从广州回到了重庆万州,“身为重庆人,总觉得回到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在广州的时候,刘梅在一家大公司的大客户部工作,主要服务一些重要客户,“给他们做活动,写文案。”  然而在重庆万州工作了不到一年,刘梅感到种种不适应,“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就是谈案子,在重庆万州这边客户并没有那么国际化,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喝酒喝好了,文案写得不行,这单子咱也能签下来;还有一次,我和另一家公司比文案,我的案子应该是一流的,但是没想到,那客户还是签了那家公司,后来才知道对手有熟人关系,并送了礼。”  回到重庆万州的刘梅深刻感觉到“人生地不熟”,“这是我的家乡吗?我为什么一点优势都没有呢?”更让刘梅痛苦的是这样一次经历——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签下一国际客户,当时要给这家公司做一个酒会,邀请函上写着“请着正装”。但是隆重出场身着晚礼服的她发现,“就我一个人身着晚礼服,像个什么似的,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还有人穿着拖鞋就过来了,有的人带了孩子,孩子在现场大呼小叫,让客户很不满意。”  刘梅一直在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求过高?“从广州回重庆,真的是怀着抱负的,要做点事情给家乡的,但是没想到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刘梅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任何东西,又回了广州,“现在想开了,广州虽然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但是我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把这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也许我还会回到重庆的,但不是现在。”  【问题】  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总结大量外来人口集体“逃离北上广”,却又最终重新“逃回北上广”的原因。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3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