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在1983年底和1984年初，美国派人在尼加拉瓜的布拉夫等港口布雷，并封锁了港口，范围包括尼加拉瓜的内水和领海。这种布雷活动严重威胁了尼加拉瓜的航行安全，并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和财产损失，其中包括第三国人员、船舶等损失问题：美国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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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1.在人们对富士康的第12跳惊魂未定之时，2010年5月27日凌晨，又有一名女性从三楼坠下，受伤送往医院，被称为“疑似第13跳”。一个个年轻生命的消逝，引发了公众无限哀思和伤痛，一时间舆论很自然地把矛头指向了富士康公司。如果说一个人跳楼是个案，那么十几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连跳楼，肯定不能再说是个案。从各类媒体发表的调查和评论中不难发现，这家企业存在准军事化管理、超时的“自愿加班”、人与人之间冷漠、企业对员工的关怀不够、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等等情况。那么，富士康就是罪魁祸首吗？根据公开的资料、媒体的调查、政府或学者的调研，富士康有自身的企业管理或企业文化问题，但还算不上是“血汗工厂”，比富士康还不人性的企业并非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在富士康身上，具有某些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需要我们从其他层面来寻找原因。深圳市政府秘书长在5月26日的发布会上的说法，算得上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富士康发生的员工坠楼事件，是现阶段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2.80后、90后的农民工，按照社会学的说法，很多是“二代农民工”或“二代半农民工”。他们生存在城市之中，却不是所在城市的市民；他们的根在农村，但他们已经回不到父辈的过去。他们的迷茫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体因素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当然需要寻找每一起跳楼事件的所有直接因素，但也不应回避一些间接的社会因素。富士康难辞其咎，但是简单地把所有的矛头指向一家企业固然可以让复杂问题好像变得清晰起来，可也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了许多其他因素。发生“连环跳”的富士康应该受到整个社会的责问，但其中涉及的许多因素并不是一家企业能够负载的，倘若富士康就此倒闭，社会上还会出现新的富士康。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描述了工人的状态：“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在他看来，仅凭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希望政府在提供生产便利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活的便利，并使社区功能日益完善，而学者们更希望政府提供对打工者权利的制度性关怀。3.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如今的农民工主体。但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现实，令他们产生强烈的“边缘心理”、“失落感”，导致部分青年农民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