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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自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后,各媒体一阵猛炒“奥运经济”,政府对奥运会的投资数量也令人咋舌。先是北京市政府发言人说将为奥运投入1800亿元人民币,接着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将投入2800亿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同时预计,筹办奥运会将在今后7年内平均每年拉动中国GDP增长03到04个百分点;而北京市统计局也认为,举办奥运会将对北京每年的经济增长产生2个百分点以上的拉升作用,进而使全市经济在近10年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卫平教授指出,不能把举办奥运会看成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雪中炭”。过分夸大奥运经济的价值,甚至还有某些面临倒闭的商家期待着奥运会使他们“起死回生”,“这些人最终可能会失望”。

黄卫平分析说,以对奥运会的投资为例,要投入2800亿元办奥运的说法就是夸大其辞,其实这笔钱的大部分属于原先就已规划的北京城市建设资金,只不过为了奥运把有些项目提前了,现在让人感觉似乎又多出2800亿元来办奥运,这是误导。

黄卫平说,奥运会当然有利于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夸大“奥运经济”的价值不一定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好处。

3.随着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奥运经济”的话题亦随之空前火爆。有专家指出,2008年的奥运会对北京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奥运经济是否就是一张百战百胜的常胜牌?在政府、企业、开发商高打“奥运牌”时,奥运经济也面临着三大问题:

一是缺乏产业支撑。中关村依靠高科技,CBD依靠贸易,金融街依靠金融,奥运经济依靠什么支撑?体育、文化产业能否支撑这个庞大的板块,目前还不明朗。从目前的形势看,政府对奥运会后奥运村的经济走势也不甚明了,对这个地区如何规划、如何引导,依然比较模糊。

二是场馆经营存疑。奥运之后的场馆经营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对周边物业形成很大打击。因为如果场馆经营不好,就没人来,如果没人来,那么场馆周边的商业物业就很难做下去。

三是概念泡沫过大。2001年申奥成功,2002年北京房价骤升24%,新项目几乎以每天一个的速度在增加。对奥运会带给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业内普遍认为肯定有促进作用,但是否有开发商们宣扬的那么大,尚在存疑。有关专家认为,那只不过是开发商们的一厢情愿或蓄意炒作,如果说奥运泡沫,“北京房地产很可能成为第一个爆炸的泡沫”。

4.就在雅典奥运会即将开幕的前几天,人们得到这样一条消息,2008年奥运会的主会场国家体育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鸟巢”,从7月30日开始暂停施工。有关人士透露,这次面临调整的奥运工程不仅仅是“鸟巢”,国家游泳馆和五棵松体育场等奥运项目也都可能减少投资规模。那么,为什么奥运工程项目现在会实行瘦身计划呢?据北京奥组委的一位官员介绍,“鸟巢”暂时停工,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原因是究竟投资规模多大,这些投资规模我们就要考虑它值不值。“鸟巢”也叫国家体育场,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主体育场,由瑞士设计师赫尔佐格等人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因为设计新颖超前等优势而中标。最初的预算造价超过35亿元人民币。然而,在工程开工后发现实际造价可能超过预算很多。这引起了国内很多专家和官员开始对“鸟巢”重新审视。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要对部分设计作出修改,但最主要的还是为了降低工程造价。奥运会场馆支出超过预算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和北京市的高度关注。不久前北京市提出了“节俭办奥运”的新理念,就是降低成本,注重实效,把奥运会场馆的建设和北京市整体规划与长远发展统一起来。“鸟巢”项目停工调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作出的决定。

5.据了解,雅典奥运会在安全方面的投入史无前例,安全费用支出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将近5倍,也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50倍,巨额的安全投入,带来了周密的安防部署,但也让本届奥运会不堪重负。据希腊公共秩序部长透露,目前雅典奥运会在安全方面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2亿欧元,现在雅典奥组委的账上已经出现了赤字。有专家预测,雅典奥运会让只有1000多万人口的希腊背上沉重的财务负担,甚至会拖垮希腊的经济,那奥运会对希腊来说,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呢?

6.奥林匹克运动会源起于古希腊,2004年,奥运会又回到了它的诞生地。与前几届奥运会浓厚的商业味道不同的是,希腊政府希望把雅典奥运会办成一届独特的、真正意义上的奥运会,提出“拒绝奥运会商业化”的口号。为确保奥运会顺利成功举行,雅典市共上马了29个奥运建筑项目,奥运村是其中最大的一个,每位入住的运动员,人均居住面积将达到16平方米,超过以往历届奥运会标准。

希腊是近几十年来唯一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小国。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陈剑告诉记者,希腊原先在欧洲是一个不太发达的国家,在经济上主要依靠海运和旅游,是欧盟内欠发达的农业国,人均收入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不可否认,获得2004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近年来对希腊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奥运工程项目激活了国民经济中的某些相关领域,使希腊去年实现了42%的经济增长率。但这是否说明了奥运会全面助推了希腊经济呢?陈剑认为,这种看法不太完全,因为有些工程,是一定时期发生作用的,长期支撑经济的可能随着奥运会的结束就消失了。奥运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稳定增长。这两年希腊的财政赤字还在日益扩大。

本届奥运会的预算总额为46亿欧元。然而目前超支数额已达到20亿欧元。预算超出的部分大多出自欧盟的贷款。希腊政府近期已经承认,举办奥运会对于像希腊这种规模的国家真的是“十分昂贵”的决定,“短期内”举办奥运会的成本不可能收回。

7.今天,当一提起申办奥运会,所有的城市都会感到兴奋。但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却没有几个能走出赔钱的怪圈,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那届奥运会出现了10多亿美元的巨额亏空,15天的奥运会使蒙特利尔负债长达20年,奥运史上叫做“蒙特利尔陷阱”。

“蒙特利尔陷阱”使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直至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美国人尤伯罗斯开创性地将奥运会做为一个产业来经营。他通过策划和组织,提出了一系列沿用至今的理念,比如赞助商、排他性原则、垄断性原则等等,使得这届奥运会在不依赖政府一分钱拨款的情况下,盈利225亿美元,成为第一届赚钱的奥运会,自此以后,奥运会的运作渐入佳境。

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兴办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全面展示。韩国以奥运会为契机,跨入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被认为是奥运史上的成功典范,巴塞罗那在1985年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便立即着手对整个城市进行改造。7年之后奥运会兴办时,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成也商业化,败也商业化,接下来的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却由于过度商业化运作,更多地留下了教训。商业广告铺天盖地,特许经营商品泛滥,服务收费大幅提高,都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形象,冲淡了奥运主题。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是另一个成功的典范,它为澳大利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萨马兰奇称之为“最好的一届奥运会”。悉尼通过筹办奥运会,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建设,促进了交通、旅游、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商业化运作为奥运会带来了更多的经济盈利,赚钱还是赔钱成为衡量一届奥运会举办得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但究竟应该如何科学地看待奥运会举办的成败呢?

三、申论要求

1.根据给定资料内容,概括并简要分析奥运经济对国家带来的影响。要求:准确全面,条理清晰,分析合理,总字数200字左右。(40分)

资料一
  (改编材料)A省××市是全国创建文明城市试点城市之一。该市凤山路位于市中心闹市区,毗邻著名的凤尾湖风景区和现代商业文化步行街,是久负盛名、极富人气和特色的小吃一条街。最近两年,随着无证摊贩的不断涌入,凤山路存在的“脏乱差”问题益发凸显。
《江东晚报》记者2009年2月采访笔记:
  深夜12点,近百米的凤山路依然热闹非凡。摊主们的高声吆喝、食客们的肆意谈笑,充斥着整条街。等到摊收客散,已近凌晨4点。
  居民王×家,临街的窗户被牢牢封死,窗户的外面,蒙上一层厚厚的油污。呛人的油烟味弥漫在四周。王×说,垃圾、废水、泔脚油在这里全都是随处倾倒的,即便是晴天,居民也不得不穿着雨靴进出。
  小吃街内现从事烧烤经营的相对固定摊点约有5处,流动摊点有10多处。烧烤炉需预燃木炭,常常火星四溅,而液化气钢瓶就近在咫尺。该路周边大多为上世纪20、30年代的老式砖木建筑,满眼尽是犹如蛛网的乱拉乱接的电线。
记者发现,从事食品经营的摊点均没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合格证。不少摊点的食品都露天晾晒、解冻,碗筷清洗也是一桶水重复使用。
  每日高峰时段,凤山路人流量超过上千人次/小时,摊贩数也达到了数十个,已蔓延到附近的道路边缘。“三年前这里还能骑骑自行车,不久之后骑不了只能推,到现在连人都要侧身才能前进。”一位老大爷向记者诉苦。
保安陈××告诉记者,无证摊贩间经常为半米的地盘大打出手。记者从凤山路派出所了解到,外来设摊人员60%以上主要借居在附近小区内,摊贩间的帮派争斗时有发生。在凤山街道的信访记录上,沿线50位居民的联名信痛陈凤山路对他们日常生活造成的严重干扰。2006年以来,区信访办、城管大队信访窗口累计接到有关凤山路乱设摊位等问题引起的市民来电、来信、来访共计212起。在辖区派出所的110接警记录上,每天平均有四五起与凤山路有关。
东天网2009年5月8日消息:在年初召开的市“两会”上,人大代表赵××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整治凤山路”的议案,并获得通过。今天起,我市著名的凤山路小吃街展开为期十天的集中整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整治第一天的凤山路显得格外平静。凤山路整治后会变得怎么样、能否保持原有的特色,将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资料二
  (中国经济网)在全国各地,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和城管这对“天生冤家”已经“斗智斗勇”了几十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一幕幕市井短剧,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眼光中不断上演。上海一份《城市设摊导则》提出的“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的地方政策,被认为是彻底化解这对“冤家”矛盾的举措。此后,重庆、南京、郑州、石家庄、乌鲁木齐等城市纷纷效仿解禁马路摊点;一些人大代表也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地方政府给守法小贩合理解禁,以保障公民基本谋生权利。一场牵涉到数百万城市边缘群体生计的变革,正在来临。下面是《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采访节录:
(一)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人员流入城市谋生是不可避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元化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小商贩和外来人员到城市劳动谋生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庆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也认为:“目前,我国城市管理的理念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体现在单纯地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这种形式主义的管理方式,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也没有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杨雄指出,事实上,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清除城市街头的摊贩和流浪者。一座城市中存在小商贩可以使它更有韵味,在一些国家的生活区、旅游景点,小摊点是很重要的文化形式,凡是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他们的“地摊”经济都是很发达的。
上海市民谭老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前,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是上海城市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只能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看见叫卖‘赤豆莲心粥’、‘磨剪刀’等代表性的场景了。可以说上海离开小商小贩就失去了许多韵味。”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小摊贩的缺失也带来了许多不便。对此,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新城的王大妈深有感触:“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北京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规范,可生活越来越不方便了。”
为什么在城市管理的问题上现在的矛盾这么突出、这么尖锐?我认为在城市治理的问题上需要理清一下思路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周汉华认为,在进一步完善综合执法体制的同时,更多的应该是疏通。应通过划出专门区域,设置市场,为社会弱势阶层、低收入阶层提供生存的空间。
(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些地方,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您认为,现有的矛盾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有没有什么技术性手段可以有效规避或者缓解这种矛盾?
李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治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反映出了人们对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认识偏差。我国的城市化是压缩型城市化,既肩负着传统的城市化的任务,同时又要在全球化浪潮下,完成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使命。这使得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全球型城市在城市空间区域上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承担全球化功能的中心区的出现,像北京的CBD、金融街、中关村和奥运村;另一方面是传统城市区域中的生活区域,像北京的平房四合院区域。空间区域出现分化,对空间区域的治理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划分,于是产生了矛盾冲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城市不同功能区域实施不同的治理,满足不同区域的不同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追求城市的华美、可爱、流光溢彩。比如,对生活区域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为主,可以适当地允许小贩摆摊;但是对于工作区域,则要实行严格管理,保持城市整洁的风貌。
杨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我认为,矛盾主要是由传统城市管理的理念滞后造成的。传统的管理理念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强调城市环境整齐划一。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的规模在迅速地膨胀,流动人口在增加,城市管理就出现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是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所解决不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改变以往那种整齐划一的形式主义观念,要实施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比如在一些涉及民生的、老百姓需要的区域内,让小商小贩存在。
记者:最近,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放松对沿街流动商贩的控制,商贩可以沿街设点摆摊。您认为这些城市的举措是否是一个进步?
  杨雄:我认为,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体现了政府对于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是人性化的措施,也是和谐社会的体现。特别是《上海城市设摊导则》的出炉,正是借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对小商小贩的管理上实施的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的经验,这将使小商贩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准备开禁马路摊点是个好事情,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否进步还要看实际操作的结果再作评论。因为,目前中国解禁马路摊点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解禁马路摊点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开禁可能有过多的小贩涌入城区,政府管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而且解禁必然导致小贩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很可能对公共空间产生破坏性作用;再者,马路摊点的管理责任不好界定。小贩们有利益驱动,虽然不可能把更多的道路给他们,但小贩在做生意的时候,很可能会超越政府划定的区域。如果没有法规进行管理,解禁后可能很快陷入混乱状态,然后不得不再次明令禁止。解禁马路摊点不能凭一时的冲动,仅有良好的动机也不行,必须得出台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比较详细的管理法规,才能保证马路摊点平衡地运行。
记者:如何处理小商贩带来的便利与城市环境问题间的矛盾,在如今的大城市一直是个难题。您认为流动小商贩能否成为和谐城市的组成部分,其生存权是否应得到保障?我们还应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国庆:流动小商贩能够成为和谐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之中,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中。以北京为例,据对农民工的统计,北京市有流动人口350万,66%是农民工,其中半数以上从事服务行业,流动商贩是许多人的谋生手段。与此同时,在城市中还存在着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小商贩的存在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双方都受益,实现了双赢。目前的问题是,政府要正确引导,通过有效的城市管理,尽量满足市民生活的多层次需求,为小商贩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放宽对小商贩的限制,划定经营区域,建设符合标准的商业设施;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保证市民的消费环境安全。
杨雄:一定要保障小摊贩的生存权。小摊贩在规定的范围内被允许摆摊,只是解决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许多小摊贩是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他们的医疗、养老问题都需解决,还有他们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要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些问题都要解决。这是仅靠出台一两个《城市设摊导则》无法解决的。所以,要实现和谐城市的目标,我们的政府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资料三
  (1)(解放日报网)城管队的大门,曾是无证摆摊者最不敢来的地方。昨晚8点左右,20多名无证摆摊者被邀请到了虹口区城管队的会议室。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商、药监、公安、环保、市容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今天这个会,大家都把想法拿出来交流一下,一来是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