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1.美国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曾在新伦敦市一项征地计划的判决中，对“国家征用权”概念又作解释，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准许城市推倒民宅，以便为建设商场或其他私人项目让道”。这极易让人以为向来强调严格保护私有财产的美国是否也将上演强行征地拆迁。但是在后来的进一步解释中强调“它是针对新伦敦市的案情，确认政府以协助商业开发的形式，来推动社区的公共利益，可以算是符合‘公用’的法律要求，从而是可以动用‘国家征用权’这一概念的。”因此根本上并没有触动以私有财产为基本的美国国家原则。

在英国，政府或职能部门征用土地依据的是起源于19世纪的《强制征购土地法》。强调议会在确认土地的使用目的有利于公众利益前提下，用地部门才可以依法获得强制征用土地的权力。但在此期间，征地部门必须证明该项目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符合公众利益的案例”。

在日本，是遵循于1953年就通过的《土地征用法》，该法授权日本政府在修筑公共设施时可以向社会征用土地。

在德国，则是按照《建设法典》的第85条、86条和87条规定：为了公众利益，可以征用土地。

在美国，因为国家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原则，“国家征用权”的概念就成为一项受到严格限制的权力。而在实践中遇到两点问题，其一：此间在法理上的两个核心要件之一，即“公用”，而一但被拆迁者提出“此为私有”，那么就直接冲突于“公用”，成为死点，几乎无法逾越;其二，“合理补偿”。而国家征用私地并不允许随意多给补偿费，因为征用开支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多与少，便进退维谷。

在英国，被确认适用《强制征购土地法》的门槛是很高的。征地部门必须证明该项目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符合公众利益的案例”，比如证明该项目所带来的好处超过某些被剥夺土地的人受到的损失。并且在此基础上，《强制征购土地法》实施的第二个月，拆迁户可以得到10%的额外补偿。如果拆迁户是生意人，还应得到一笔商业损失的补偿。

在德国，因征地而做的赔偿，其额数的确定通常遵循以下原则：按市场价格给予赔偿为基本原则。具体做法则是由地区专员委托半官方的组织——房地产评估委员会对被征用的土地进行评估，提出初步征地赔偿额。此间如发生争议，可引入房地产评估专家对其房地产进行评估。也可以向州法院控告，提出自己的赔偿要求。一般来说，如果两份专家评估报告的赔偿数额相差不是很大的话，法院做出倾向于高值的决定。

2.拆迁中发生的争议是难免的，这在各国都一样。因为有7户居民始终不愿搬迁，最终日政府不得不放弃谈判了四十年的成田机场B道修建计划。而不得不采用在建设时间和费用上都双倍于原计划的改动方案，原因是政府未能成功地说服7户农民的拆迁。这前后历时十年。这样的事情奇怪吗？但我们要是知道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日本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不稀奇了。但是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十年间，日政府遭遇了一场以当地农民为主导力量的既波澜壮阔、又旷日持久的抗议运动。其间参加者常以数万计，全国各地的工运、农运、学运和环保组织都给予声援或直接支持。据统计，从1978年至2004年的26年间，日本全国共发生过900多起针对政府的“游击事件”，其中500多起与成田机场有关，足见影响之大。

3.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心地带杨家坪，步行街对面、轻轨站旁是一个直径超过百米、深度超过10米的大坑。坑中心保留一小块地基，上面立着一栋红砖裸露、破败不堪的二层小楼。

在这幅“怪异”景观下，一场拆迁拉锯战悄无声息地进行了两年半。然而数日来，这场斗争突然变得轰轰烈烈。

杨武从父亲那儿继承下九龙坡区杨家坪鹤兴路17号的房产时，压根儿没想到多年后他需要凭借自己习武的身手爬上数米高的断土台，才能进入自家私房。

“我们家老爷子辛苦一辈子，做买卖、创家业，都在这个房子里。”杨武的妻子吴苹对记者说，“纯粹是自家的产业，经营生活了那么久，对这个房子的感情，和后来拿钱买的房子不一样。”

“哪个敢上来，老子把他打下去!”杨武厉声喝道。在一场已被裁定的强制拆迁中，他要保卫自家的房产。

然而要上来的，他真能挡得住吗？3月19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发出“限期履行通知”，责令他在3月22日前履行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下达的“拆迁行政裁决书”中确定的义务，自行搬迁，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吴苹表示，他们要抗争。杨武进楼后，在楼顶竖起一面国旗，并挂出写着“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白布横幅。下面的亲戚买来两罐液化气、一个灶、一个碗、一双筷子、几桶矿泉水、一个脸盆、一块香皂、一条毛巾、两包水果、几十个面包、一张折叠床，让他用绳索吊上去。据说，房内原本只有一把烂藤椅。

4.“拆迁”这个曾经让许多人充满幸福与期待的字眼，在某些地方开始与“痛苦”、“不公”等词汇相联。对于许多被拆迁户来说，一座房子被拆，却又得不到合理补偿，带来的并不只是心理上的失衡，更实际的是，一些人因此生活来源中断，交通、就医、入学不便，生活成本增加。

某日，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大街62号的袁德安家，被三四十人和两辆铲车团团围住，几分钟内住房就被拆毁。倔强的袁德安在家门口的废墟上搭了个塑料棚，一住就是半个月。很多居民不得已流着泪与拆迁人签了协议。

如果说采用暴力、野蛮行为强拆群众房屋，给拆迁户留下了沉重创伤的话;那么，政府安置补偿措施不到位，给拆迁户带来的则是一种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难言的苦痛。济南拆迁户井传芝愤愤不平地说：“房屋拆迁不是‘过家家’，政府说拆就拆，也没签任何安置补偿协议，口头答应拆一平方米补一平方米，事后却不认账。”据介绍，她原来住63平方米的房子，出租一部分每年能收入4000多元，拆迁后只按每平方米130元的价格进行补偿，住新房却要按每平方米670元的价格自己花钱买。她说：“我们本来过得好好的，现在房子一下子没了，还要拿出5万多元重新买房子，怎么出得起？”

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旧城改造、政府重大工程等一系列城建项目所引起的“圈地风”风靡一时，由拆迁引发的纠纷数量不断上升，城市拆迁已成为近年来群众信访反映的一大焦点。据了解，到2003年8月底，国家信访局接收拆迁投诉信件及拆迁户上访人数同比均增长一半左右。

拆迁纠纷同时引发行政诉讼异常升温。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统计，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诉讼案件出现逐年迅猛增长的势头，去年增幅达60%，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数倍的增长。浙江省政法委调查表明，最近几年因旧城改造、拆迁安置、城市规划、城市房屋登记管理等引发的矛盾急剧增多，由此引起的“民告官”案已占全省行政诉讼案的四分之一。

专门代理房地产诉讼的青岛中房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振海说，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程序不合法、安置补偿不合理、政策落实不到位、商业拆迁盗用公共利益之名、粗暴对待拆迁户等拆迁行为，使拆迁户的私有财产遭受损失，严重侵害了拆迁户的合法权益。

山东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于向阳认为，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城市拆迁本不可避免，但违法拆迁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普通百姓的家庭命脉，房子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很多拆迁户并没有因为拆迁而改善居住条件，相反却越拆越穷。拆迁使富裕起来的居民再次沦为城市贫困户的现象值得关注。〖=2〗

5.听说两个大型企业要投入巨资征地建厂，安宁市草铺镇草铺村委会“沸腾”了，因为他们听说隔壁几个村搬迁时都分到一笔房屋拆迁补偿费。更令他们心动的并非仅此，而是——搬走的很多人后悔没在自家的房屋上多加几层，拿到更多的补偿。

于是，这段时间以来，草铺村大兴土木，几乎每家都在自家房上添砖加瓦，村里的新房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对此：安宁市规划局认为加盖部分属违法建筑，市国土局则表示将严肃处理。

在安宁市草铺镇草铺村委会，水泥、沙石、红砖，大小道路上都堆满了这些用来修建楼房用的建筑材料，只要一抬头，就可以望见一栋栋刚刚建盖起来的新房，到处都是建筑工人忙碌的身影。

村民说，昆明钢铁厂与武汉钢铁厂联合将在一里外的三家村委会征地投巨资办厂，已有4个自然村的村民搬走，“先前拆迁的几个村子，村民都分到一笔房屋拆迁补偿费，一些村民后悔没加层。”

一般土基房每平方米就几百元钱，而楼房的价格高得多，达两三千元一平米。按邻近村子的补偿费价格标准，每平米可赚千把元，盖两三层可赚10多万元。草铺村及邻近几个村子，有上百户村民在老房屋的基础上加盖起两三层楼房。

“目前，经批准的建房村民有60多家，这些村民都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审批。少部分村民私自加层，没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批准过。”草铺镇草铺村小组长蒋进坤说。但安宁市规划局的董先生说，征地范围内，规划部门早就停办了村民建房的规划许可证。安宁市国土局的工作人员也称这是违法行为，要严肃处罚。

据那些施工的师傅说，因为修建简易房的村民太多了，石棉瓦、空心砖几乎涨价一倍，大家都想赶在拆迁到来前，把房子修建好。

6.为抗拒强制拆迁，朝阳区无业人员王某竟泼洒汽油焚烧拆迁工人，将一名工人和自己烧成重伤。二中院终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并赔偿受害者12.7万余元。

朝阳区政府责令王某及其房子的居住人在2003年9月22日16时前将所住房屋腾空交建设单位拆除，其与居住人迁至临时周转平房。为抗拒拆迁，2003年9月24日王某专门买了一桶汽油，当月25日10时许，王某在所住房屋，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泼洒到前来参与拆迁的建筑拆除工程公司工人邱某身上，并用打火机点燃，将邱某烧成重伤，同时自己也被烧伤。

7.据某报报道，北京拆迁单位或者拆除施工单位，如用恐吓、胁迫以及停水、停电、停气、停暖、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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