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主要测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满分为100分，考试总时限为150分钟。

2．请先仔细阅读给定资料，然后按照“申论要求”在给定的答题卡上作答。

3．请务必用28铅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填涂准考证号，用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作答。在非指定位置或用铅笔作答的，一律无效。

4．不准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可以说，维护社会良性运转始于确保教育的公平。因此，缩小区域与区域间、城乡之间。群体间的教育水平差距一直是教育改革的首项要义。作为国民教育起点的义务教育理当是公平保障的核心。然而，目前突出的城市择校上不起学、农村教学质量难保证、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等问题集中体现了义务教育上的不公。

造成义务教育不公平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地区经济、教育基础、师资配备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对教育的投入不足。教育投入占GDP总量4%的目标提出10余年，却一直未能实现。在有限的投入下，要保证教育的高质量，只能在不同学校间作出取舍，资源不均衡地配备给不同学校。不同学校教学质量天然地形成了差距，于是有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逐追捧。

择校费、占坑班等形式，不过是投入不足、配置不均导致的不公平表象，根本性问题不解决，这些现象难免会换着“马甲”出现。

义务教育的不公不仅仅在城乡教育差距上，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间，城市子女与城市农民工子女间同样存在差距。如果优质学校属于民办性质，家庭根据自己的偿付能力选择把小孩送入这类学校，这种市场规则下的教育资源差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义务教育的大部分提供者是公立学校，在公共财政供养下的这些学校被分为不同的等级，获得相应的投入，本已不多的教育投入又更多地向其中的少数学校倾斜，进入到不同学校的学生因而接受到了有差别的义务教育。一些优质公立学校转型为民办学校，收取择校费更成为理所当然，但需要注意的是，许多转型后的“民办学校”在编制财政上并未脱离原有的模式，实质上仍然是公立学校，继续利用既有的资源优势扩大“不公”。

一般来说，公平可分为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形式公平是通过制定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来实现，实质公平则是制定的标准考虑到了不同个体情况的差异并将差异影响降至最低。公平社会的建立最终取决于实质公平的建立。反观义务教育，无论是公共支出中对教育部分的投入比例，还是教育支出中不同学校的不等投入，甚至不能达到形式上的公平。

教育是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顺畅，阻止社会板结的最后一道防线。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前途，教育更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前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2020年)》将教育发展、人才培养放于战略性地位。作为国民教育要跨出的第一道栏，义务教育首先要公平。

2．应当老老实实说，目前的确没有评价“奇才”的标准，也缺乏选拔“奇才”的社会环境，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和魄力，而并非没有值得名校关注的可造就之材。从报上看到北大招办负责人首次回应公众对北大不鼓励招收“偏才”“怪才”的质疑。这位负责人认为“教育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偏才’‘怪才’不是中学教育的目标。”这个回答有一定的道理。

我不主张用“偏才”“陉才”命名有特殊禀赋的中学生。很多学生，不偏不怪，他们有些学科学习比较吃力，但某个学科则极为轻松，甚至有超常的能力(或可称之为“奇才”)，可惜的是他们往往被高考制度挡在大学门外，失去了深造的机会。无论对个人前途，还是对需要创新力的社会，都是很大的损失。教育界应当正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寻找解决方法，而不能以一句“必须追求全面发展”推脱。

基础教育的任务的确是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这一点没有疑问。但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全面发展”?应试教育笼罩下的中学教育，是追求门门考高分，是要把人培养成考试机器。北大招生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特别提到“进入21世纪；不能再用一个世纪以前的‘偏才’‘才’标准去培养今天的学生”。可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目前找不到所谓“一个世纪以前的‘偏才，‘怪才，，，，可能也是教育的一种遗憾。

不久前看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的回忆，提到上个世纪初，罗家伦考北大，作文是胡适批的，满分；数学是鸭蛋(此事未知真假)。招生委员会和校长蔡元培同意破例录取，但他们还是告诫学生，学数学。‘千万莫作罗家伦”。也就是说，教授们对他的数学成绩还是有看法的。

罗家伦31岁那年当了清华大学校长，有人评价他重要的贡献是把清华改造成了“国立”。

当然，他还有许多贡献，比如，他在1929年批准招收中、英文成绩特优，而数学考了15分的钱钟书，并召见勉励。现今各大名校招生，为区区“加20分”，百般挑剔为难，尽现“小儿科”本色，何曾有当年之大气?至于说罗家伦数学成绩不行，未必说明他不精于计算。“七七事变”前一年，在中央大学校长任上的罗家伦未雨绸缪，叮嘱总务处造500只木箱，箱内钉上铅皮，准备应急。一年后抗战爆发，中央大学西迁，重要的图书仪器全部及时装箱，顺利搬走。虑事如此周密，难道还不算“全面发展”?缺乏智慧，可以群策群力以弥补，但如果过高地自我估价并缺乏担当的勇气，那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比之一百年前，作为物质的社会教育水平肯定是发展了，然而教育观念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也是可能的。

3．媒体报道，湖北很多中小学都开展了《三字经》《弟子规》等诵读活动，在编印的经典读本里，“昔孟母，择邻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句子被删掉。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面对这种使传统典籍“削足适履”的行为，既感到无奈，也感到苦涩。

诸如“昔孟母，择邻处”，主张删除者认为夸大了环境的作用，但实际上，这句话有警示人们择善而处的积极意义，教师更可以引导孩子们认识到母爱，认识到改造环境的重要性，等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说法，即使庸俗，也恰恰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读书观。对经典的擅加删改，把本来只是教育教学工具的教科书当成了必须让学生绝对信服、全盘接受的。”神圣法经”，严重忽视了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作为教科书的经典读本，完全不必要删改。真正需要删改的，是某些陈腐的、“不科学或与时代发展相悖”的教育观念、教学思想。

4．择校被喻为一个无法探悉的“黑洞”，但这个黑洞到底“黑”在哪?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学校权力过大，而有效监管失位，使得违法违规成为“黑洞”。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制约权力为内容的改革尚未波及到校园。如今，谁能说清一个校长有多大权力，巨额择校费、赞助费花到了哪里。无限制的权力，使得学校的教育资源几乎成为某些人掌控的“私人资源”，也成为一个隐性的“腐败源”。

“一所所谓的‘名校’，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现金的流动不亚于一个小型企业，但一般不会引起注意，对它的监管也没有像企业那样严格和规范化，甚至可以说对学校权力以及资金流动根本没有监管。”陈守义委员说。

在很多学校，包括择校费等收费的数额以及使用途径没有一个公示制度，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基本上也不对此进行审查。而审计、税务等国家监管机构也没有及时将重点转移到这些学校，因此基本上在对择校费这块重大资金的核查和管理是个空白。

“各地通过缴纳赞助费、择校费进入高中的学生比例几乎超过了10%，通过缴纳赞助费、择校费进入城市重点高中的比例达到25．2%。”国家“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这一调查结果，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朱友林代表忧心地指出，“现在大家看得很明显，择校苦了家长、富了学校、坏了风气、丢了公平!”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最近发表了一个有关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报告，核算出徐汇区家长从孩子刚出生到30岁，共需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而这仅仅是一个孩子正常情况下的支出，并没有包括巨额的择校费。

马志武代表说，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好学校，甚至会‘择’得债台高筑!据记者了解，仅以位于北京宣武区的某高校附属中学为例，根据入学考试分数情况，初中部“择校费”从两万多元到十多万元不等。但即便“门槛”如此之高，有些家长仍然是揣着血汗钱却“求”校不得。“择校费，择校费，含着家长多少泪。”但怀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苦心，许多家长宁可自己紧巴一些，甚至不惜举债，也要花钱为孩子“择”来好学校。

有人曾给北京一所“名校”算过一笔账：初中部每年招生400人，划片就读的300人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不能收费，剩下的100包括“条子生”在内，以平均每人4万元计算，“收入”总额在400万元左右。“对这笔巨款，各地政府一般只有原则性要求，如‘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不得用于教师福利’等，一些地方要求上交一部分给教育。‘用于统筹改造薄弱学校’。但事实上‘名校’教工福利远比普通学校好，这是公开的秘密。”陈守义委员指出。

“公费赞助”的黑洞更是深不可测。很多公款以支持、赞助教育等方式流向学校，得利的只是少数人及其子女。很多“名校”却借此聚敛起一笔庞大的资金，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管，必然成为一个无底的黑洞。

择校，根源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然而，一些教育单位不是想方设法做大优质教育资源“蛋糕”，而是把自己的利益与“择校费”捆绑在一起，成为教育腐败的一个催化剂。在重点学校“择校费”成了教职工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学校设备的主要经费来源，公款请客送礼、公款旅游和铺张浪费也多从这笔收入中报销。“应该看到，已经被众多家长或无奈或主动接受的‘择校风’，择出了社会坏风气。”朱友林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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