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给定资料】　　1．位于河南省东部的郸城县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县，2010年该县耗资近千万元在县城中修建了一条观光窄轨铁路。然而，这条被列为郸城县2010年重点工程之一的公益项目，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当地群众戏称：“这是一条‘沉睡’不醒的观光铁路”。据悉，有40多年运行历史的许昌至郸城小火车窄轨铁路于2009年停运，由于该铁路为县域经济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无数郸城人呼吁将小火车改为旅游线路，郸城县才有了这一“形象工程”。由于沿途无真正意义上的景观可看，且该铁路2010年12月试运行第一天就翻车，所以这条铁路并没发挥任何作用，也没给地方政府创造半分钱的经济效益。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虽然各地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总体上是健康的，但良莠不齐，其中不乏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一些地方官员存在“喷漆”式的政绩观，急功近利，沽名钓誉，频频出现政绩冲动，大搞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2．春节是老百姓阖家团聚的温馨节日。近日，昆明市却接连发生与这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相悖的事故。2012年1月，多个县(市、区)部分区域连续发生停电现象，电力客服热线难以拨通、抢修行为迟缓不力、主要领导缺岗缺位，在大过年的喜庆日子里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　　此次停电事故，折射出相关部门和领导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个别沾染上官僚主义作风的领导干部，遇事不以人民需要为出发点，喜欢摆官架子、花架子，凡事“捂、拖、推”，说一些空话、套话、废话，甚至是假话。官僚主义严重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违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3．近日有网帖称：“陕西贫困县汉阴县国土局为36人建设一座面积4000平方米的办公楼。”经调查，汉阴县国土局在新办公楼建设上确实存在面积严重超标等问题。对于一个贫困县里的科级单位，建设如此超豪华办公楼，动用了上千万元巨款。我们不禁要问，这座豪华办公楼的建立，在立项、报建审批、工程招投标等一系列程序上是如何被批准通过的，谁将为此担责？　　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1月公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县(市、旗)级副职：每人使用面积12平方米；直属机关科级：每人使用面积9平方米；科级以下：每人使用面积6平方米。汉阴县国土局平均每人耗资近28万，对照发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它的办公用房面积不但远超县级领导，也大大超过了省部级领导。　　4．据媒体报道，在2012年5月8日举行的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上，共有十三名消费者代表与会，其中十二位代表身份涉嫌造假，有的用退休干部充当下岗职工，有的用酒店董事长扮演退休职工，甚至连律师代表的真实身份也无法查证。最搞笑的是，会上唯一反对涨价的代表一直得不到发言机会，为此，他向主持人扔了一瓶矿泉水以示抗议。　　政府弄虚作假，为的是粗暴剥夺人民的话语权。如果连听证代表的身份都敢造假，听证会哪里还有公信力可言？听证还有什么意义？当局既然可以肆无忌惮地造假，老百姓也不能不怀疑：申请涨价企业提供的数据是不是假的？物价部门的成本监审报告是不是假的？今后谁会对听证会抱有希望？　　5．2013年2月26日，浙江省纪委向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相关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特邀监察员通报了2012年浙江省反腐倡廉工作情况。　　2012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9087件，处分党员干部9090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734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09亿元。同时，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加强预警处置、动态管理，深入开展专项防控工作。　　6．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理念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因此，效率成为政绩考核的主要价值导向，GDP成为考核政府工作的主要指标。一方面，片面的追求导致了无法弥补的后果，政府在得到巨大财政收入的同时不得不为环境的日益恶化买单；另一方面，政府不顾地方的实际情况，片面地追求效益，城市得到了发展，却忽视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经济总量得到了发展，却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忽视了社会的公平、公正。评价方式的单一，加剧了经济和社会、人与自然、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和人的公平的矛盾，使得绩效评价陷入被动。英国一直将政府绩效评估作为公共行政改革与创新的助推器。20世纪80年代后期，撒切尔夫人推行的“下一步行动方案”运动扭转了80年代以来的“效率战略”改革方向。1988年撒切尔政府明确提出在部门内部设立“执行机构”，赋予执行机构在机构编制、人员录用、工资待遇、组织结构、财务管理等方面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同时，为了弥补执行机构责任机制上的漏洞，政府还提出对执行机构的绩效状况进行定期评审并将结果公布于众。之后梅杰政府推行了“公民宪章”、“竞争求质量”运动，这些改革措施又进一步强化了质量和为公众服务的改革思想。　　美国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对科学管理工具的运用，以降低行政成本和提高政府绩效。其政府绩效评估是以立法的形式确定的，评估由联邦政府各部门到所有州政府再到县一级政府，逐步深入发展。　　在美国，对公共部门进行绩效评估的主要是立法部门、政府部门以及民间机构。其中，民间机构也是对公共部门进行绩效评估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政府会计标准委员会、坎贝尔研究所、高校等。国会将依据政府各部门的绩效表现决定对该部门的财政拨款，而政府的上级部门则根据绩效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对该部门放松规制、下放权力等。民间机构进行评估后的结果大多是向社会及公众公布，让公众对公共部门的工作绩效有更清楚的了解。　　日本现在实行的政府绩效评估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7年中央政府引入“再评价制度”对六省厅的公共事业实施评价。其后，各省厅在自行对公共事业评价基础上，确立了各自的再评价基本方针与重要内容，并相继发布法律法规推进评估的组织化、规范化。由于日本政府对绩效的考核侧重于事后评估，为减少损失，日本于2002年实施的《政府政策评估法》，建立了包括福祉、安全、环境能源、劳动消费生活等11个领域99个指标的东京市政府政策评价体系，强化了事前评估制度。　　【问题】　　请用一个关键词概括“给定资料”的主旨，并简要归纳“给定资料1～6”是怎样介绍这一主旨的。　　要求：全面、准确、简洁，层次清楚，不超过450字。

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体现。这是因为()。

A．历史不是由英雄创造的

B．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尊重实践就必须尊重人民群众

C．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人

D．党的思想路线内在包含了实践标准，群众路线的内容

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在于()。

A、培育优良品种

B、发挥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

C、引导农民种植优质农产品

D、发展品牌农业

（三十三）　　【给定资料】　　1．2011年9月5日，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10万块的病，并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发酵成“八毛门”。如今它已影响了患儿家长的就医理念。在深圳市儿童医院，8天内就出现了3例患儿家长拒绝手术的情形。　　2011年9月21日，患儿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一系列波折。此期间，患儿父亲因对医生的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因患儿父亲不信任医院而引发的“录音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揭示出医患间的不信任。而2011年多起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到极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　　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　　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　　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　　在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2．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　　3．最近一段时间，“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还算“文明”的方式，砸医院、打医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医患双方本是携手面对病魔的共同体，缘何成了喊打喊杀的“死对头”？“医闹”，到底谁最闹心？　　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及家属常常有苦难言，总感觉“干不过”医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护”患者利益一方的职业“医闹”有了生存土壤。　　医学事故鉴定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医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力文说，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但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大部分人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是“自己给自己鉴定”。患方想当然地认为医学会鉴定偏袒医院、医生，鉴定结果不公正。此外，一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冷漠态度也是引发“医闹”的一个原因。　　“医闹”的出现，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医院考虑到声誉问题或是为了保护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往往向患者或家属隐瞒实情。一旦家属了解真实情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4．“八毛门”“录音门”……正当接连发生的医患事件让医患关系日益蒙上阴影之际，日前发生在潮州的一起更为恶劣的“病人砍杀医生”事件，让医患矛盾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如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病人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医生？医患关系如果日趋恶劣会带来什么后果？　　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儒亮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但光有医术和医德远远不够，医生还要懂法、用法。”宋儒亮说，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陈安薇也认为，“像‘八毛门’事件，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本来是正确的，但一些媒体和网民没弄清真相就大肆渲染，质疑声几乎一面倒地扑向医院，无形中在围观者的心目中播下‘医生都信不过’的印象，为下一次医患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八毛门’‘录音门’和潮州杀医案的性质不同，但却折射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廖新波表示，前两者是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受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的影响，不相信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潮州杀医案令人深思，即使医生有错，病人就让医生用生命来偿还吗？“这是一种淡漠生命的粗暴做法。医患纠纷应该以法律作维权武器，而非挥舞刀子剥夺他人生命以泄愤！”　　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出生在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她见证了医患关系从和谐、温暖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全过程。“记得我父母从医年代，看病几乎不怎么花钱，虽然当时医疗技术谈不上先进，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温暖的。患者对医生非常敬重，很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由于不用背负任何医院经济效益的负担，没有奖金和效益的压力，不用担心病人欠费，所以对待病人特别坦诚，很替病人着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医院市场化的推行，医患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今天，很多中青年医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自己的职业，甚至不给孩子买任何与医生有关的玩具。陈安薇说，这一代的医生对职业没有认同感，想法很压抑，也很灰暗。　　5．在国内看个病不容易，患者非常珍惜每次就诊时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有时因为时间紧，或医生埋头写病历，总觉得交流不太充分。为此，《生命时报》驻外记者探访各国医院，记录了他们在海外就医的体验，或许在医患沟通上能给国人一些启示。　　法国　　记者刚到法国时有次重感冒，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就和医生约好第二天去看病。看病时，医生看我是外国人，就很耐心地问我：“您哪里不舒服？”于是我叙述了自己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诉说，等我全部说完，她说：“我慢慢跟你说，要是听不懂你就随时问我。”接着她告诉我得的是季节性流感，需要如何治疗。我们这番对话，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　　等我都听明白以后，医生才开始低头写病历。法国的病历只有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总共不过十来个单词。我对这样简单的病历很惊讶，医生就介绍说写病历会占用很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与病人沟通，对患者康复更有价值。法国人很信任医生，医生也不用担心因病历不全面而遭到质疑。后来，记者在法国生活久了，逐渐了解到医生写病历通常都不超过3分钟。　　法国医生写病历精简，还得益于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当病人需要转院时，也并不需要“大病历”，家庭医生会把病人的病史、遗传史，是否有药物过敏

某工业企业2008年年度应纳税所得额50万元，从业人数80人，资产总额2000万元；2008年度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应按（）税率缴纳。

A、25%

B、20%

C、18%

D、15%

（三十三）　　【给定资料】　　1．2011年9月5日，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10万块的病，并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发酵成“八毛门”。如今它已影响了患儿家长的就医理念。在深圳市儿童医院，8天内就出现了3例患儿家长拒绝手术的情形。　　2011年9月21日，患儿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一系列波折。此期间，患儿父亲因对医生的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因患儿父亲不信任医院而引发的“录音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揭示出医患间的不信任。而2011年多起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到极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　　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　　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　　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　　在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2．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　　3．最近一段时间，“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还算“文明”的方式，砸医院、打医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医患双方本是携手面对病魔的共同体，缘何成了喊打喊杀的“死对头”？“医闹”，到底谁最闹心？　　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及家属常常有苦难言，总感觉“干不过”医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护”患者利益一方的职业“医闹”有了生存土壤。　　医学事故鉴定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医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力文说，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但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大部分人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是“自己给自己鉴定”。患方想当然地认为医学会鉴定偏袒医院、医生，鉴定结果不公正。此外，一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冷漠态度也是引发“医闹”的一个原因。　　“医闹”的出现，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医院考虑到声誉问题或是为了保护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往往向患者或家属隐瞒实情。一旦家属了解真实情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4．“八毛门”“录音门”……正当接连发生的医患事件让医患关系日益蒙上阴影之际，日前发生在潮州的一起更为恶劣的“病人砍杀医生”事件，让医患矛盾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如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病人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医生？医患关系如果日趋恶劣会带来什么后果？　　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儒亮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但光有医术和医德远远不够，医生还要懂法、用法。”宋儒亮说，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陈安薇也认为，“像‘八毛门’事件，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本来是正确的，但一些媒体和网民没弄清真相就大肆渲染，质疑声几乎一面倒地扑向医院，无形中在围观者的心目中播下‘医生都信不过’的印象，为下一次医患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八毛门’‘录音门’和潮州杀医案的性质不同，但却折射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廖新波表示，前两者是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受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的影响，不相信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潮州杀医案令人深思，即使医生有错，病人就让医生用生命来偿还吗？“这是一种淡漠生命的粗暴做法。医患纠纷应该以法律作维权武器，而非挥舞刀子剥夺他人生命以泄愤！”　　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出生在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她见证了医患关系从和谐、温暖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全过程。“记得我父母从医年代，看病几乎不怎么花钱，虽然当时医疗技术谈不上先进，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温暖的。患者对医生非常敬重，很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由于不用背负任何医院经济效益的负担，没有奖金和效益的压力，不用担心病人欠费，所以对待病人特别坦诚，很替病人着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医院市场化的推行，医患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今天，很多中青年医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自己的职业，甚至不给孩子买任何与医生有关的玩具。陈安薇说，这一代的医生对职业没有认同感，想法很压抑，也很灰暗。　　5．在国内看个病不容易，患者非常珍惜每次就诊时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有时因为时间紧，或医生埋头写病历，总觉得交流不太充分。为此，《生命时报》驻外记者探访各国医院，记录了他们在海外就医的体验，或许在医患沟通上能给国人一些启示。　　法国　　记者刚到法国时有次重感冒，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就和医生约好第二天去看病。看病时，医生看我是外国人，就很耐心地问我：“您哪里不舒服？”于是我叙述了自己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诉说，等我全部说完，她说：“我慢慢跟你说，要是听不懂你就随时问我。”接着她告诉我得的是季节性流感，需要如何治疗。我们这番对话，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　　等我都听明白以后，医生才开始低头写病历。法国的病历只有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总共不过十来个单词。我对这样简单的病历很惊讶，医生就介绍说写病历会占用很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与病人沟通，对患者康复更有价值。法国人很信任医生，医生也不用担心因病历不全面而遭到质疑。后来，记者在法国生活久了，逐渐了解到医生写病历通常都不超过3分钟。　　法国医生写病历精简，还得益于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当病人需要转院时，也并不需要“大病历”，家庭医生会把病人的病史、遗传史，是否有药物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