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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是人类家园的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源。海洋资源包括旅游、可再生能源、油气、渔业、港口和海水六大类。我国海域内，有海洋生物两万多种，其中，海洋鱼类3000多种。天然气资源储量14万亿立方米，滨海砂矿资源储量31亿吨，海洋可再生能源理论蕴藏量6.3亿千瓦，海洋石油资源储量约240亿吨。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全球海洋污染愈益严重。海洋污染的治理难度非常大，特别是像渤海这样的内海，海水封闭性强，自身交换能力差，一旦污染，它的自我更新周期至少需要15年。渤海素有我国“鱼仓”、“盐仓”和“海洋公园”的美誉，但近30年来污染加剧，情况堪忧。调查显示，1983年渤海鱼类有63种，2004年只有30种，带鱼、鳓鱼、真鲷、银鲳等几乎绝迹。2000年至2007年，渤海发生赤潮灾害87次，累计赤潮面积达2.05万平方公里。200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由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海洋局、交通部等有关部门和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四省市联合制定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以下简称《碧海计划》），旨在促进渤海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努力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碧海计划》总投资500多亿元，实现项目427个，主要包括城市污水处理、海上污染应急、海岸生态建设、船舶污染治理等内容。实施区域包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辖区内的13个沿海城市和渤海海域，以每五年为一个阶段进行实施。近岸海域环境保护拟分阶段推进，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2001年至2005年要实现的近期目标是：渤海海域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生态破坏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科学调查与监测结果证明，陆源污染对渤海威胁最大，入海河流流域周边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药及化肥污染是三大陆源污染源；此外，船舶石油泄漏、海上石油开采和海水养殖中的添加剂也会对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在近期治理阶段，为遏制陆源排污，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国四大海区中，渤海沿岸超标排放的入海排污口最多，比例高达90％以上。渤海沿岸有分属在三省一市的13个城市，渔、盐、农、航运、石油、旅游、工业等众多行业在渤海进行经济开发活动，海洋、环保、农业、交通等政府管理部门以及三省一市地方政府又各自具有相关的管理职能，因此，很难进行海陆一体化的综合治理。有人戏谑这是“群龙闹海”──“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众多主体分享渤海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这就使渤海成为典型的“公地”，直接影响到沿海地方政府治理海洋污染的积极性，造成治理工作效率低下。《碧海计划》只是一个政策性文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效应，执行过程中，难以借助法律手段实现管理体系、监测体系、投资体系、统计体系、评价体系的对接统一，这也直接影响了治理的效果。有关权威部门发布的2004年渤海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污染范围比上年扩大。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较上年增加约0.6万平方公里，占渤海总面积的35％。其中，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较上年分别增加了44％、56％和57％，污染程度明显加重。近几年的连续监测结果显示，进入21世纪以后，渤海环境污染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轻度、中度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呈上升趋势。显然，《碧海计划》近期目标难以如期实现。但是很多专家也指出，不能否定实施《碧海计划》的积极意义，它毕竟为其后《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年）》的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2008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年）》。规划确定了加强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保护与防治，建立渤海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系统；面源、点源治防联动，建立陆源污染源控制和综合治理系统；全面实施节水治污战略，建立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综合管理与整治系统等五大主要建设任务，体现了渤海环境保护任务的综合性、战略性与长期性，并强调在海洋开发过程中，全面推进节水、节能、节地、节材和综合利用，确保引进项目为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益的企业和产品，促进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2．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提出了“宜居城市”的概念。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首先要考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进而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使城市成为适宜所有居民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家园。扼守渤海海口的W市曾被联合国有关机构授予“宜居城市”称号。W市为了进一步建设“宜居城市”，准备扩大城市的“宜居”范围，决定把污染海水的养殖业逐步取消或迁出市区，此项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如W市城区东侧的海湾，以前有成片的养殖区，自从开发附近岛屿为旅游风景区，先前的海水养殖逐渐外迁到了70公里以外的外海。最近，W市又着手将污染环境的渔港码头搬迁到郊区。渔港码头搬迁后的新址在市区最北端的远遥村。记者看到，村边到处都是生活垃圾、海产垃圾和建筑垃圾，刚刚下过大雨，污水冲刷着垃圾堆，向大海直扑下来，沙滩脏得没处下脚，海水散发出扑鼻的恶臭。新码头的修建已经动工，眼下正在用建筑垃圾填海，渔港码头搬迁到这里，引起了当地村民的不满。村民们说，它们会转移污染，会把这里的海水弄脏，村子弄脏，村里的小渔船也将没有生存空间。另外，远遥村的村民们还养着几千亩扇贝，等渔港搬来后，这项生产也难以为继了。W市对海岸环境的整治，是从“景观治理”的角度来搞的，而市区周边的渔村，没有主打的旅游项目，常年以传统的渔业、海水养殖业为经济支柱。“远遥村的人也是W市人呀，他们什么时候也能过上‘宜居’的日子？”有关人士对记者如是说。W市所辖的银滩自然环境优美，在2002年11月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4A级旅游区。银滩开发初期的定位是建一个旅游区，后来外省某大油田在此处投资4亿元买地盖房，准备将4000户油田职工家属搬迁过来。紧跟着，又有几家石油化工企业也来开发房地产，盖楼卖给自己的职工，相关石油、石化产业也准备搬迁过来。大喜过望的W市提出口号：“把银滩打造成不出石油的石油城！”据称，如果这些油田所开发的楼盘全部售出，可以安置60万人，现在整个银滩开发区大约只有2万居民。银滩管委会宣传科科长告诉记者：“某大油田投资5亿元，正在银滩以北建一个工业园，已经奠基了。”W市今后怎样发展，怎样建设“宜居城市”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很多市民认为，这里的城市建设年年上项目，名气越来越大，收入肯定越来越多，前景应该看好。一位出租车司机说，十年前W市还破破烂烂的，现在真像个大城市了，来这儿旅游的人很多，钱也好赚了。记者问他：“你们就不担心人多了，这里就不再清静了吗？”这位司机说：“挣不到钱，怎么生活，光清静有啥用？”3．兵库县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区和港口区，沿海岸线的许多地区，工厂林立，许多海岸都被砌成了高大笔直的混凝土大坝，而这些工厂所在的陆地，很多都是填海形成的。20世纪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开始规划填海造地，从1945年到1975年，日本政府总计填海造地11.8万公顷（相当于两个新加坡的面积），并统一进行工业布局，将炼油、石化、化工、钢铁和造船等资源消耗型企业配置于东京湾以南的沿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上，使原料码头与产品码头成为工厂的一部分，以减少中转运输费用。日本有关专家指出，港口与工业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布局不仅使能源消耗量大的钢铁、水泥、制铝、发电和汽车业的成本下降，促进了这些行业以及造船、机械和建筑等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使以石油为原料的石油冶炼、石油化工得以整合。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大肆填海造地发展工业经济，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海洋污染，很多靠近陆地的水域里已经没有生物活动。整个日本的近海海域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严重工业污染，尽管后来政府立法要求工厂和城市限制排污，情况得到了一些缓解，但要恢复到以前的情况非常困难。由于工厂和城市长期排放污染物，海底大量滋生细菌，导致赤潮频发。其次是滩涂不断减少。日本环境厅发布的调查数字显示，1945年到1978年，日本沿海滩涂减少了约3.9万公顷，后来每年仍然以约2000公顷的速度消失。过度的填海还导致日本一些港外航道的水流明显减慢，天然湿地减少，海岸线上的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由于海水自净能力减弱，水质日益恶化。因此，日本政府现在又不得不投入巨资，希望能够恢复生态环境，国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再生补助项目”基金，并且引导地方政府、居民、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改变和修复被破坏的海洋环境。例如20世纪80年代，地处神户地区的日本钢铁公司搬走后，兵库县大型钢铁厂变成了一块综合性绿地。在治理工作中，兵库县政府还鼓励大家在自己家周围和工厂区种植植物，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提供，并且在树木种植之后政府还提供三分之一的管理经费给一些民间公益组织进行维护和管理。当地官员表示：“我们计划用100年来彻底改变和恢复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难怪环保专家这样说：“兵库县堪称‘环保错位’的典型。”现在，日本的各种海洋环保研究机构正在不断进行各种实验，希望能够找到恢复海洋生态环境的更好方法，这些实验包括人造海滩、人造海岸以及人造海洋植物生存带等等。经过把各种技术组合起来进行实验，各种小鱼小虾、贝壳和海洋微生物已经出现在人造海滩、海岸周围，显示着环境的改善。日本专家介绍说：“我们已经感受到这项工作的难度，这是一项非常漫长的工作，而且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投入非常巨大。”关于恢复海洋环境的工作思路，日本专家表示：“必须充分考虑自然、海洋和人类三者的和谐，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环境。”4．A市早在宋代就享有“东海明珠”的美誉。眼下，这里正在打一场保卫“蓝色国土”的扫黑战役。此“黑”非黑社会势力，而是污染所致的“黑水”。A市海岸带流淌的黑水是漂染、造纸、电镀等企业排放的废水。J市与S市为A市所辖的县级市。早在1997年，濒临海湾的J市准备在郊区西滨镇兴建“电镀集中控制区”。当时环保专家对选址作了这样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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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就象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的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的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引起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和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安全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点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道“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的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的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济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作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一百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于现代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然后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透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电量变转造成质变，脆弱性痪变成严重的危机，最后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等以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全设施，从规划到设计，都存在严重缺陷或不到位问题。就S市火灾而言，高楼部分消防设施配备缺乏，管理措施不到位；楼与楼间距较小，道路狭窄。这些，导致火灾发生后，因安全通道狭窄，物理空间有限，部分消防救援设备难以到达现场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严重影响了救援效果。 S市火灾充分说明，如果对于城市运行中可能存在的突
1.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就象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的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的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引起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和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安全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点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道“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的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的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济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作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一百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于现代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然后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透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电量变转造成质变，脆弱性痪变成严重的危机，最后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等以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全设施，从规划到设计，都存在严重缺陷或不到位问题。就S市火灾而言，高楼部分消防设施配备缺乏，管理措施不到位；楼与楼间距较小，道路狭窄。这些，导致火灾发生后，因安全通道狭窄，物理空间有限，部分消防救援设备难以到达现场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严重影响了救援效果。 S市火灾充分说明，如果对于城市运行中可能存在的突
1.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就象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的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的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引起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和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安全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点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道“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的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的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济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作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一百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于现代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然后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透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电量变转造成质变，脆弱性痪变成严重的危机，最后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等以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全设施，从规划到设计，都存在严重缺陷或不到位问题。就S市火灾而言，高楼部分消防设施配备缺乏，管理措施不到位；楼与楼间距较小，道路狭窄。这些，导致火灾发生后，因安全通道狭窄，物理空间有限，部分消防救援设备难以到达现场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严重影响了救援效果。 S市火灾充分说明，如果对于城市运行中可能存在的突
1.退休职工满师傅是回民，家住北城。他每周都要去一次改建后的牛街，先是转着古老而年轻的清真寺漫步一遭，然后再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采购，“那儿的牛羊肉都是按穆斯林规矩宰杀出来的。”满师傅赞不绝口，“牛肉炖着吃可以挑‘肋条’、‘腰窝’，酱着吃有‘腱子’。切好片的‘小肥牛’小包装，红里透白勾人馋虫;涮羊肉讲究‘三叉’、‘黄瓜条’，那儿的货又多又新鲜。”牛街给满师傅家节假日三代人聚餐带来了方便和欢愉。有千年历史的北京市南城牛街地区是北京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区，目前，这里仅回族居民就有1万多人。改建前，街巷狭窄，市政基础设施落后，低矮破旧的危房连街成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1平方米。1997年牛街地区危改工程启动，这是北京市政府在全市最先实施的危改面积最大、拆迁户数量最多，少数民族比例最高的危改小区。2004年两期工程胜利完成。迁入新居的老住户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穆斯林们最满意的是新房里有了浴室，每天进寺礼拜前可在家中沐浴，改建后的牛街，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住宅无论高矮均采用穆斯林习用的黄色加绿边装饰。始建于公元996年的辽代千年古寺──牛街清真寺周围环境也焕然一新。寺院周围出现了万米绿地，原来门前8米宽的道路拓宽到40多米，门前那座历史悠久的“大影壁”，整修后巧妙地横亘在主干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上，既保持了清真寺建筑布局的完整性，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全长670多米的街道两侧分布着商住房，经营民族服饰、工艺品、清真副食，多家回民老字号餐馆和小吃店里的正宗清真菜肴，各种地道的牛街小吃令人怀旧，吸引着京城、外埠乃至海外的穆斯林食客。晚上处处灯火辉煌，流光溢彩，牛街老住户白奶奶常说：“如今在咱牛街走走，跟上长安街差不多。”牛街街道工委干部告诉采访记者，牛街不仅是“民生一条街”，也是“民族文化一条街”。通过利用现有条件和历史文物资源，修缮了牛街礼拜寺，扩建了回民幼儿园、回民小学，改造了民族敬老院，设立回民殡葬处、社会保障事务所和社区卫生站等服务场所，社区数字化管理日趋完善。牛街还是白猿通臂拳的诞生地，而今在小区里经常能看见白猿通臂拳第六代传人钟教练指导孩子们习武练拳的场景，因其具备“历史性”和“传承性”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目前有关部门已将白猿通臂拳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这也是让牛街人足以自豪的事儿。2.某报报道了乡村放映员王其伟的事迹，他从1976年参加工作至今，用一台放映机、一张大银幕为家乡61个村庄的农民送去欢声笑语。累计行程达25万公里，放映电影近万场。王其伟高中毕业时面临两个择业选择：当中学老师或者乡村电影放映员。从小爱看电影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那时候，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乡亲们看场电影就像过年一样，一个村庄放电影，附近村庄的群众也都会早早赶过来占座位，银幕两面的空地上围的满满当当，还有人爬到了房顶和树上。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在农村越来越普及，农村电影放映的进了低谷，但为了心爱的电影，也为了那些喜欢看电影的乡亲们，王其伟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说起放电影，给老王的印象最深的还是帮助村民学习农业科技事。姜家村有100多亩果园，品种老化，坐果率低。村支书找到王其伟，请他去放点苹果管理的影片，接到委托后，老王精挑细选了《苹果树的修剪》、《果树嫁接》等十几部科教影片为果农们放映，结果果园当年便获得了大丰收。到了秋天，王其伟再到这个村放电影的时候，果农们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纷纷拿来大个的苹果让他吃。他们说：“老王，尝尝这苹果甜不甜?这里面可有你的功劳啊!”看到乡亲们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其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尚庄村有养猪的传统，但前几年村民不懂防疫，猪长到五六十斤常常病死，损失很大。王其伟就找来20多部生猪养殖方面的影片，连续给村民放了一星期，还自己掏钱买资料赠送，把兽医站的技术员请来讲课示范，帮助村民掌握养猪技术，现在这个不到200户的村庄已经发展养殖户120多个，每户年收入4万多元。因为这事，王其伟在这个村里的威信很高，每次去，村民都拉着老王去参观他们的养殖场，争着请他吃饭，乡亲们都说：“老王可不光是电影放映员，他都成我们的科技顾问了!”3.菜市文化管理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交流农村和社区基层文化建设的心得，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以下是几位与会者的发言摘要：A(大学生村官)：要提高乡亲们的文化素质，培养积极向上的村风民风，我觉得鼓励他们把花在打牌、闲聊上的时间用在读书上很重要，也很有效。我到村里后积极地提议和向上争取，创办了全县第一家“农家书屋”。我帮助购买图书，筹集资金，添置设施，动员群众参加读书活动，有空还给他们上课，有时还请农业大学老师、农科院技术员来开讲座。现在，农家书屋已成为我们村一大亮点，省市县领导多次来视察和调研。如今村民们有空就到书屋来看看书，读读报。打牌的少了，闲聊的少了，文化生活丰富多了。B(大学生村官)：我们村本来就有一个文化站，里面也有不少图书，但是利用率不高，钥匙别在村支书的腰里，哪个农民提出要看书什么的，村支书就去开门，要是没有人提，那个门就天天锁着。我去了以后，主动向村支书提出保管钥匙，将文化站重新布置了一下，办了墙报宣传栏，里面摆上茶水，添加了不少新书，制订了文化站管理制度，按时开放，按章管理。现在，我们那个文化站天天村民络绎不绝，有时候里面坐不下，有人捧着书坐到门外的空地上看。C(社区工作者)：社区街道文化站的建设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难题。我们那文化站备有不少图书，但没有什么人来读。我作过调查，我们街道很多人平时没事，要么凑桌人打麻将，打扑克，要么守在家里看电视，不愿与人交往。不过我发现早晚在小区里散步、锻炼身体、跳舞的人倒不少。我就动了脑筋，在小区的路边，健身场地旁边，竖起很多宣传栏，里面内容定期更换，除了宣传国家大事，介绍社区里的好人好事，普及防火防盗卫生常识，还用来传播一些传统文化，比如《弟子规》、《论语》、《二十四孝》等，配上漫画和导读文字。人们在散步和锻炼的时候顺便就可以看到，慢慢引起他们读书的兴趣，现在到文化站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多。4.小签原是某大学法律系学生，大二的时候就以高分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本来想出国，但是家里舍不得它这个宝贝女儿独自去外国打拼，去年硕士毕业应聘进入一家大型国企做行政助理。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小签感慨万分：“家里为了培养我，当初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花了好多钱，上了我们那最有名的双语幼儿园。从那时候开始，父母就再三告诉我学好外语有多么重要。上了小学和中学，除了要完成紧张的功课，我还上过各种各样的英语辅导班，大多是父母替我报名的。高考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差3分满分，是我们市的英语单科状元。可惜我的语文成绩拖了后腿，要不然我可以考上更好的大学，花那么大功夫学外语，现在工作了，英语没怎么用得上，倒是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件，写稿子，对我的汉语写作能力要求很高。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给我们领导写一篇讲话稿，被领导狠狠骂了一顿，因为里面好几个错别字，还有用词不当的地方。我现在真的认识到，我是中国人，学好自己的母语是首先的，必须的。”记者问她：“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当初花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还花了很多钱去学习英语?”小签说：“后悔谈不上，英语学好了还是很有用的。有一次我们单位收到一份外文资料，第二天开会要用，碰巧我们单位专门负责英语翻译的同事生病住院了，领导很着急，我就主动接过来翻译了，领导很满意，还表扬了我。特别是最近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对国内某着名大学陆教授的访谈，对我触动很大。他说我们对于语言，要有一种尊重、敬畏、护卫、热爱。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先重视学好汉语。”记者问她：“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拼命学外文的学子们，你会怎么说?”小签想了想，“还是陆教授说得好，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5.据统计，目前全世界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电子邮件是用英语传递，英语已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对于英语语言的主导地位，美国某未来学家曾说过：“美国目前所具有的第一大优势是语言。英语是在数十个领域内通用的世界语言，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口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英语，从而使得美国的思想、作风、发明和产品能够畅通无阻的走向世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势者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利益纷纷采取文化保护政策，建立防范机制，维护本民族语言安全。以色列为了建国，决定恢复希伯来语作为日常通行语言，过去希伯来语只在宗教仪式中才使用，现在不仅已成为耶鲁撒冷大街小巷人们交流的工具，而且也逐渐成为美国纽约犹太人追寻文化根源的凭借。马兰西亚为了强调其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作为国语;俄罗斯则把保护俄语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6.眼下，在某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外来语，尤其是普通话夹杂着英语单词，被认为是一种时尚的说话方式;一些国产商品的取名和在媒体宣传时任意洋化的现象十分严重，纯粹的国货也要起个不知所云的洋名;在学术论文中照搬命题，袭用概念，大量引用外文。对外文的盲目使用甚至到了迷信程度，而西方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也导致不少充满淫秽、暴力色彩的词汇被制造出来，严重污染了汉语生态环境。某学者尖锐批评道：某些部门在招生、聘用、晋级等方面，往往把是否掌握、能否运用英语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而能否说好汉语、写好汉语文章反而退到其次，甚至根本不作为衡量因素。他认为，强制性的普及英语教育让学生学习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超过任何一门课程，从幼儿园到大学，英语都是主课，大学语文在很多高校被边缘化，这是一种很令人担忧的倾向。他说，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意简化汉字，任意生造字，滥用省略语等现象屡见不鲜。年轻人对汉古典文化资源的舍弃和漠视现象随处可见，不读古代经典，不懂文言，再加上大量不合规范的网络语言受到年轻人的
1.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从青海源头，向东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区，在山东肯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千米，流域面积75.24万平方千米。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沿岸。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蒿莱，劳动生息，创造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黄河流域四季分明，植被繁茂，山溪密布，旱有密布如网的河流之水，涝有山岗丘峦可退。这里有第一个能显示华夏文明的夏王朝宫殿群，还有商王朝第一个宫殿的都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商王朝迁徙到安阳殷墟时，甲骨文字已是常用的规范文字。青铜器更显现了殷商王国政权的演化过程。文字和王权的出现，是黄河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一词最早的所指也是黄河流域。 古往今来，黄河两岸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鼓舞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勇前进。黄河流域地灵人杰，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杰出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著名的政治家蔺相如，优秀的军事家廉颇、卫青、霍去病，名垂千古的文化巨匠张衡、司马迁、杜甫、白居易、关汉卿以及为民族解放事业捐躯的杨靖宇、吉鸿昌……他们如历史长河中灿烂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为推进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黄河的骄傲。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第一景观该是那闻名天下的壶口瀑布。黄河流经此地时，敛水成束，倾泻在三十多米深的石槽中，形似茶壶注水，正如古云"盖河漩涡，如一壶然。"在这里，黄河河床陡然收束并下陷，湍急的河水骤然被挤进狭小的空间，瞬时就形成了万马奔腾的局面。浪花飞溅，波涛奔涌，浑浊的河水被两岸的石壁无情挤压后,又反身冲向河水中央，形成了白色V字形的雪浪，翻滚着从壶口落下30多米深的谷底，愤怒的河水发出震天的怒吼，同时腾起了冲天的水浪和白雾。白雾中又幻化出了美丽的彩虹，若能在这里聆听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你定会觉得空前庄严神圣，热血沸腾……黄河在这里完成了她的交响乐中最华美壮丽的乐章。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浓缩了中华古都的繁华盛况，弥散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这是世界绘画的瑰宝。陕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承载着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唱出了黄河儿女的心声与愿景，世代流传。屹立在孟门山上的大禹雕像又会令瞻仰者忆起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治水英雄业绩……黄河之水从源头到入海口，汩汩滔滔，孕育着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在黄河文化演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黄河的治理开发与管理保护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大人民群众的治黄实践活动，是黄河文化发展的沃土和源泉，而黄河经济的发展又为黄河文化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2."母亲河"的水量并不丰沛，但却以占全国河川径流2.4%的有限水资源，滋养着全国12%的人口，灌溉着15%的耕地。60多年来，当代治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依靠已建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控制洪水，战胜了花园口1万至1.5万立方米∕秒的洪水7次，1.5万以上的3次，确保沿黄地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在黄河流域已建成和在建的大中小型水库3147座，全河引水工程已建成4600多处，引黄灌溉已由解放前的1200万亩，发展到11000万亩，增长了8倍。黄河水的利用多达307亿立方米，为全国各江河利用率之首；60多年来，有计划地进行了三次人工改道，彻底扭转了历史上黄河口居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险恶局面；随着河口流路的稳定，黄河三角洲由过去一片荒凉变为富庶的鱼米之乡。黄河流域丰富的旅游资源，也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回报。但黄河毕竟是一条桀骜不驯的大河，广义的说，黄河资源的开发利用就包含着对黄河的治理。为了抵御河患、造福人民，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开始修建黄河大堤。黄河大堤承载了黄河的记忆，见证了黄河的沧桑，既记录了人类利用黄河、改造黄河、与大自然斗争的宏伟经历，又记录了黄河以其自然破坏力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不幸；既传承了我国劳动人民治理黄河的事迹、成就和精神，又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比20世纪80年代多了一倍，化工和矿业污染事件不断发生。黄河中下游几乎所有支流水质常年处于劣五类状态，支流变成"排污沟"，黄河污染触目惊心。"一碗河水半碗沙"，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之一。全国人大代表、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提交了《关于尽快立项建设黄土高原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的建议》，建议通过加大对黄土高原1.88万平方公里粗泥沙集中来源区的治理力度，来改善黄河水沙关系、延长水库使用寿命、减少下游河道泥沙淤积。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口1590次，改道26次。究其原因，主要是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河道。长期的淤积抬高，使黄河下游河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黄河底床比河南开封市地面高13米，比新乡市高20米，"一旦堤防决口，就是灭顶之灾"。 3.长期以来，美国对密西西比河的开发活动主要是防洪和扩大航运，这两项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但水质问题却是影响着密西西比河全流域"健康"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美国地表水排放有毒废水量最大的有15个州，其中5个州分布在密西西比河沿岸。这里很多河段都达不到美国政府1972年颁布的《清洁水法》中有关适于鱼类生存和人们游泳方面的水质标准。调查表明，排入上密西西比河的许多化学物质来自农业生产过程中被污染的废水。虽然美国政府对密西西比河的治理十分重视，建设了大量工程，但计划中的工程仅完成60％左右，实际还只能勉强防御一般性大洪水。航运一直是上密西西比河重要的商业活动。明尼苏达州到密苏里州之间的河段建造了27座船闸和大坝，虽然极大地改善了航运条件，但很少考虑到这些大坝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航运与其他活动的相容性仍是密西西比河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泥沙淤积是上密西西比河的主要环境问题，过量泥沙使水生植物的光透射性减少，并淤填在上密西西比河的回水区。上密西西比河的渠化、一系列船闸、大坝以及通航水库也形成了一个拦截冲刷泥沙的系统。湿地减少也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州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上密西西比河至今仍没有全面规划，近年才采取整体考虑的方式研究航运与环境的关系，但尚未根本解决整个上游流域的综合治理，发生严重水灾的可能依然存在。 科学家警告说，森林砍伐已经使亚马逊河众多支流的水文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干流受到影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亚马逊河的7000条支流正逐渐干涸，另外肥料和农药也对这些支流的生态状况造成了很大影响。近年来，亚马逊地区的森林砍伐速度较以前加快，一些森林开垦为养牛场，还有很多林区则开垦成农田，进行大规模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大豆的种植面积很大，而大豆如要在赤道地区生长则需要大量的肥料和浓度很高的农药，势必引发水质污染。为使亚马逊河免遭干涸的命运，巴西政府制定的一项法律规定，禁止农民砍伐沿河岸50米以内的森林；另一项法律则规定，只能伐20％的森林，其他80%的森林可以根据政府批准的林业管理规划有选择性地进行砍伐。但是，在这个面积超过整个欧洲的亚马逊地区，上述法律以及其他环境法规常常受到漠视。 埃及地处北非，是严重干旱缺水的国家，工农业及生活用水全靠尼罗河。曼扎拉湖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北端，是一个长60公里，宽40公里的长方型湖泊，它对尼罗河的"健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年埃及各地的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几乎都通过5条水渠流入湖中。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人口激增，工业和农业及生活废水大幅增加，加上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理，导致曼扎拉湖水质急剧恶化，湖里鱼类几乎绝迹，鸟类也大量减少，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的现实，埃及政府对这里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得出了这样的认识：消除曼扎拉湖的污染，改善曼扎拉湖的水质，不仅对提高湖区周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埃及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曼扎拉湖治污工程于1992年开始实施，人工湿地的工程包括扬水站、污水沉降池、污水处理池、幼鱼池和养渔场等，2001年工程全部完工。经过人工湿地处理后的污水已经基本消除了其中的污染物质，如富氧物质的70％、总浮游物的80％、氮磷总量的50％和粪便的98%都己不复存在。记者在参观这一人工湿地工程时看到，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入第一、第二和第三沉降池，经过多次过滤和清污处理之后再引入幼鱼池，鱼池里的水清澈透明，鱼儿在池中悠闲地游动。经过鱼池流入曼扎拉湖的已处理过的水便不会再污染湖水。如今，这里的生态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4."维持黄河的健康生命"是被广泛宣传的一句口号。黄河的健康标准是什么呢?通常说法有四条，即：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河床不抬高。初闻此话，似觉有理。但实际上这不能算作黄河自身的健康标准。从黄河的发育史上可知，在有人类之前的许多年，黄河曾是互相之间并不连通的四段，最下面的一段为三门峡所阻隔未能入海，那时它是一条内陆河，而此时黄河的生命非常健康，正处于它的蓬勃发育时期。在有了人类之后，黄河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因此，若舍掉人类存续与黄河的相互关系，单讲黄河本身而言，黄河健康生命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三善"，即："善淤、善决、善徙"，这是一个为几千年历史所反复证明的基本事实。否则，也就不会有25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大平原，而这恰是几亿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自1946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治黄以来，黄河伏秋大汛没有决口，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