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给定资料】 1．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防灾减灾应急体制机制，推进集减灾、避灾、救灾物资储存等功能于一体的避灾工程建设，强化事前预警、事中救援和事后恢复的灾害综合处理能力。普及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建设农村应急广播体系，以供水、供电、供气、通讯保障和学校、医院、商场、娱乐场所安全为重点，提高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加强气象、海洋、水文、地质、地震等多部门和多学科的协作，提高对台风、洪涝、干旱、雷电等自然灾害和火灾、交通事故、化学污染、核辐射等重大公共事件的监测、预测和预警能力。整合各类灾害信息资源和应急技术系统，完善110社会应急联动体系和防灾避险设施，加强平灾结合的减灾救灾专业队伍建设和应急演练。 2．2012年4月10日20时30分许，深圳市福田、罗湖和龙岗三区的部分区域遭遇100多分钟停电。在当晚22时O1分，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组负责人罗忠政，通过名为“黔龙爷”的微博账号，公布了停电大致原因，“初步确定是龙岗一座50万千伏变电站出现设备故障，供电部门正在全力排查抢修，供电陆续恢复中”。 这一带有官方性质的回复，数十分钟内被转发480余次，此后该微博又陆续跟进最新动态。直至次日凌晨1时，记者看到该微博上，还发布了一条“停电事件发布的反思”，博主梳理了此次信息公开期间，留下的几处“败笔”，如“将500千伏写成50万千伏”、“应该删除供电局领导前往现场之类的话”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应请当事主体供电局直接发布为宜”。 记者发现，当晚停电时间发生在20时30分许，检修工作很快开始，但是一线负责单位深圳市供电局，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对该事件作出任何表态。罗忠政告诉记者，当时他请示了上级，预备发布相关信息，之后就联系到深圳供电局，但当时对方还没意识到需做信息公开处理。罗忠政介绍，按照深圳公职部门新闻信息发布工作办法规定，处理突发事件，应在应急响应启动后的120分钟内，发布基本信息，“边处置边发布”，不过很多单位往往是“重处理、轻发布”。 “让公众了解突发事件，是和解决事情本身同样重要的，发布信息是对公众情绪的安抚，如果没有权威信息，他就会猜疑、恐慌，甚至制造谣言。”罗忠政说。记者浏览深圳供电局官方微博上发现，直至当日22时49分，该微博终于公布了第一条进展信息，此后又陆续公布两条，并且连续三次向公众表达歉意。 3．2012年2月14日，广东省环保厅在环保厅网站公布了《广东省环境应急管理“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显示，在化工、石化、制药三大行业中，广东拥有的具有较大环境风险企业，数量居全国之首。这些企业靠近城镇和水源地，威胁居民环境安全。为了能够成功处置威胁，广东环保部门环境应急管理能力亟待加强。 征求意见稿显示，目前广东环境风险隐患依然突出，环境安全面临巨大威胁。广东全省化工、石化、制药三大行业中，具有较大环境风险的企业有3672家，是全国最多的省份之一，占全国总数量的8.4%。这些企业大多靠近人口密集的城镇和作为饮用水源的江河，威胁环境安全。同时，广东纳入2010年沿江沿河化工、石化企业排查专项行动的1300家企业中，20%的企业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纳入重金属排放企业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1700家企业中，15%的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237座尾矿库中有47座应该取缔关闭，但尚未关闭。不少尾矿库近距离内有大量居民和重要设施，环境风险隐患十分突出。 省环保厅在征求意见稿中表示，目前广东环境应急科技支撑能力不足，难以适应环境管理发展需求。重大危险源、重金属等特殊污染因子的监控监测技术能力缺乏，不能满足环境应急预警预报的要求，对多种环境基体不同污染物应急监测和分析的科技水平薄弱，严重滞后于应急管理需求，“环境应急管理的技术支撑能力亟须完善”。 4．2012年7月21日，一场暴雨袭击京城，这场被定义为“61年来最大”的雨将整个北京变为一片泽国。20多个小时里，37人死亡，63处严重积水，8万人被困首都机场，整个京城几乎陷入瘫痪。2011年6月23日大雨突袭京城后人群滞留、交通停滞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此次突降的暴雨又再次拷问了这个城市的应急能力。 然而对于一路升级的警报，记者随机采访的普通北京市民中，有8人表示毫不知情，仅有2人表示从当天的报纸上有所获悉，但仍不知道不同颜色的预警代表何意。 不少市民说，如果预先知道天气状况，就不会出门了。一位刘姓男子对本报记者称，他从手机报上获悉当天有雷电天气，但因为一向怀疑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便没有在意。 尽管暴雨预报、预警机制都已建立，应急预案也都已制定，但市民大多知之不详，遇到紧急情况只能被动应对。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所研究员陈元龙表示，预警若没能让市民获知，就不能算是成功的预警。 5．泰国是河流众多、水资源丰沛的国家。对于大多数逐水而居的泰国人来说，面对河流季节性的涨跌甚至是泛滥，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过2011年的洪灾，还是让见惯了洪水的泰国人再次经受了考验。 以首都曼谷为例，该地雨水丰沛，属洪灾多发区，且有湄南河穿城而过，因此曼谷市民通常在洪水来临之前便已着手备灾了。尤其是一些住在湄南河附近的曼谷居民，他们早早就开始采取行动，如把房屋底层的物品往上层搬，把私家车辆停到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等。居民因担心洪水淹没街道无法外出或是物价上涨，常常有意识地囤积大米、方便面和瓶装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 面对洪灾，泰国的民间组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灾害期间，那些在洪水中划着小船徘徊在被淹楼房外的救生员，大多数来自民问志愿者组织，而不是政府的消防部门。或许是缘于宗教信仰，泰国人民普遍持有积德行善的信念，一些生活水平较好的平民，通常会主动捐款，或是在洪灾期间经常性地免费发放食物、水和生活必需品给灾民，为他们排忧解难。这些民间组织与政府设立的灾民救济点相互配合，在洪灾前和洪灾期间对预防灾害和抗灾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6．行政诚信是现代民主行政的基本理念和责任，是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和公共行政活动的一种良好的信任预期。行政系统的诚信包括内部诚信和外部诚信。内部诚信是指城市基层政府组织以及城市基层政府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这种信任和忠诚外化于机构组织的协调联动。而外部诚信是指城市基层政府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组织对外呈现的诚信状况，主要是指社会各主体(如企业、社区组织、民众等)对一个城市基层政府守约重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的信任，体现的是人民对城市基层政府的信任关系。 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很多系统和部门组织。突发事件越复杂，涉及的系统和部门组织就越多。而这就要求各城市基层政府机关、各部门组织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做到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步调一致，共同完成任务和工作。然而，以往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总结多次显示，由于城市基层行政组织间矛盾交叉，导致城市基层管理出现“看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的尴尬局面，条块部门之间、基层管理机构与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困难，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现行的城市基层行政组织间职能分工不清晰所引起。 突发事件的有效处置，要求政府必须是一个高效的政府。这种高效主要体现在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合、共同治理，这种联合的效用发挥建立在职能部门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这些部门出于利益的考量，使职能部门在工作衔接过程中互设门槛，互为障碍，造成工作脱节，难以形成合力。部门利益的权衡威胁部门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往往由于这种利益权衡而错失协调处置突发事件的最好时机，加重危机的处置难度。面对公共危机，就要求城市基层政府公务员：一是行为不能违法；二是城市基层政府行为必须公开、公正、透明。然而，面对公共危机，公务员面临道德风险，基于对自身“乌纱帽”的考虑，往往倾向采取“捂盖子”的手段，千方百计封锁消息，推卸责任。城市基层政府是城市政权的最低层级，是与城市居民联系最密切的政府机构，对危机事件有最先处理权，并且根据危机等级上报上级政府。然而恰是这种基础关系，给了城市基层政府“隐瞒、屏蔽”真实信息的空间，影响了政府治理。 7．目前，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加重了城市基层政府的应急管理难度，也更加突出了大众媒体在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城市基层政府的诚信影响突发事件中媒体的倾向性以及对报道的态度。如果城市基层政府诚信度高，媒体会倾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媒体的这种态度也会传播给公众。反之，如果与大众媒体沟通协调欠佳，媒体则会倾向于质疑和否定城市基层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可能存在媒体对危机进行夸大其词的报道，导致危机的蔓延和公众对城市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 相对城市基层政府而言，社区民间组织在应急管理上是矛盾爆发的“缓冲带”，是处置突发事件的“先行者”，是危机善后恢复的强有力“帮手”。尽管城市社区民间组织近几年来有了巨大的发展，但由于城市基层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程度不够，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受阻，这直接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资源的有效整合，直接影响社区民间组织对危机、特别是社会危机的预防以及处置等，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危机中，居民是直接受到威胁的对象，是直接的“受灾体”，也是“自救者”。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猝不及防，居民在危机中本能的恐慌心理的消弭以及将对自身的危害降到最低，都需要借助于居民自身的危机意识以及应对危机能力的提高。而城市基层政府对居民的危机应对能力的提高具有责任，这种责任的最终体现就是两者的合作互动。这种合作互动主要依赖的是城市基层政府在对社会的日常管理服务中所呈现的诚信形态。 然而，在实际中，城市基层政府往往在执政中出现与民争利，政策、措施朝令夕改，有些政务公开形同虚设，执法活动缺乏诚信等问题，与居民合作互动程度低下，使居民对城市基层政府是否能有效处置突发事件，是否能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等产生质疑，使其容易采取过激行为和非理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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