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给定资料】　　1．2012年7月22日，阳光普照，空气清新，一个“高清版”的北京，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仿佛前一晚一切都没有发生。　　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1日中午至22日凌晨的特大暴雨，为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已致北京约190万人受灾。截至7月22日17时，在北京市境内共发现因灾死亡37人。　　这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多面北京”，检验着公民社会的成色。在暴雨面前，绝大多数人“守望相助”，但也有一些人、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幸灾乐祸，“趁灾打劫”，令人寒心。　　据新华社报道，在暴雨中，北京网友自发组织起爱心车队，打着双闪开车前往机场免费运送滞留旅客。　　微博网友“菠菜X6”与望京网自发组织起“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短短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开赴首都机场接人。网友“何恩培”在微博中回忆：“六十年一次的暴雨，让我有幸体验‘双闪志愿者’的温情。凌晨3:30我出候机楼的门，迎面站着一个气质美女，背后一辆双闪奔驰，‘去城里吗，免费送’。再看背后，一排双闪车，有别克、有宝马、有大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一些市民抛弃了对陌生人的警惕，在网上公布家庭地址，欢迎受困者前往避宿；有商业机构也在网上发布消息，欢迎受困人员前往，免费提供食宿……　　大雨年年有，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源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然而，在这场暴雨袭城的危机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第二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滞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　　暴雨袭城本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考验，很多人的表现却令人心寒。但是，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不是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而应该是更深入地追问，为什么同样在一场暴雨之中，人们的表现会有如此显著的不同？　　这或许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致。很多人并不知道暴雨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危害，也不知道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主流民意是什么。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个别出租车司机、旅馆只是在遵从最原始的自利原则，而没有遵从“公民精神”，意识到自己也应在危机中承担公共责任。由此，也就不可能启动自己内心中的“防汛预案”。　　2．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的汶川、北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强震，美国《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心理医师郝林瞒着妻子，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整齐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爱心。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物资，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等。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于是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一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发出了更深远的声响。“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邱阿兰说。“人们被这样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　　3．2010年8月份，著名媒体人赵先生以某小区业主身份，起诉开发商逾期212天交付房产证，要求开发商支付15万元违约金，此案一审败诉，赵先生上诉后再败诉。赵先生起诉开发商支付房产证滞纳违约金的官司败诉后，还有数十位业主，为了维权，也以同一理由起诉开发商，无一胜诉。　　不过，在赵先生看来，这已是维权的进步。“唤醒权利意识，比做一件具体的事重要得多。”维权意识的启蒙，还要追溯到赵先生起诉物业公示公共收益一案。　　2009年，赵先生起诉小区物业，要求物业对公共收益进行公示。赵先生的维权行为，让小区其他业主开始关注自身权益问题。　　“这个案子和我在知名媒体工作的身份无关，我就是要维权。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号召观众举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自己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时就忍气吞声？我不能做这样的两面人。”赵先生将所住楼盘的物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公示电梯间及楼宇外的广告经营收益情况。　　记者联系上赵先生，他起初婉拒采访，“这个案子还是不说了吧！我看法院网上把我这个案子登出来了，内容很详细。”不过聊到为何维权，他提高嗓门说：“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维权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案子，我的出发点并不是帮小区的其他业主，尽管结果显而易见，有可能让大家都受益。我也不是由其他人推举来带头告状，这就是我的个人行为。”　　最终该案在法庭的主持下和解，物业公司主动向小区业主公示小区公共空间的广告收益。　　2011年年底，赵先生所在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于是，2012年2月初，物业公司将小区从2006年至2011年的公共空间收益，除去归属物业部分外的86万余元移交给业主委员会。据了解，这86万余元占6年来小区公共空间总收益的85%。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这笔钱已经移交，他们希望可以用于园林景观改造。“要没这场官司，我们根本不知道小区有几十万的公共收益，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小区居民说。而且在官司之后，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了变化，换了保安队伍，安保力量加强了，绿树也补植了不少。　　小区的物业客服部王经理说，通过与赵先生的两场官司，反而让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　　4．他是公务员，却跟姓“公”的过不去；他是官员，又跟官员的既得利益过不去。　　他是谁？——当了10年全国人大代表，年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连续7年在全国人代会上疾呼“公车改革”；作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他更是身体力行，在就任第一天就“炒”掉司机，改领交通补助。至今8年过去了，他依然“特立独行”，未改初衷。用“一个人的战斗”，向大家揭示了“年省8万元”的公车改革空间。　　车改到底有多难？可享受公车待遇的叶青，又为何始终要坚持倡导车改？　　叶青说，他爱车，但是，公车的浪费，却让这位财政专业人士坐立不安。“我原先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书匠，研究财政学、财政史。从中国有人提公车改革开始、从大庆车改开始，我就极为关注，算起来已有15年了。”2003年，从中南财经大学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后，叶青开始了他身体力行的车改探索之路。不过，以“叶氏车改”扬名于世的他却很孤独，因为迄今为止，他的粉丝只有“两个半”。　　叶青车改的困境，在于曲高和寡。用叶青的话来说，车改的最大阻力便是“待遇论”和“安全论”。“‘待遇论’就是认为公车是一种待遇的象征，比如好不容易干到副厅级，就应该享受公车待遇；‘安全论’则认为领导考虑问题多，开车不安全。”“但我就觉得开车是个熟练活，而且自己开车还更有益身体健康。”叶青特别补充道。　　叶青告诉记者，他曾算过一笔账：以公车一年的开支3000亿元来算，如果进行改革，最保守估计可以节约1000亿元，而事实上他认为公车一年的开支肯定不止3000亿元。“我知道难度是有的，有人还曾替我担心，说我坚持倡导车改或许会影响我以后提拔。但要是改革成功了，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我本来只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觉得能够推动车改比我自己升迁更重要。”　　现在最令叶青高兴的是，有关车改的内容，今年终于写进了总理工作报告。　　5．石家庄市桥东区柳董庄小区的多数居民，以前都是村民，如今虽然乔迁新居，可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仍难以融入城市：乱扔垃圾，往电梯里吐痰……32岁的退伍军人梁建勇，自三年前搬入这个小区后，就坚持为小区义务画车位、擦电梯、清扫垃圾，劝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感动了很多居民。　　来自行唐县的梁建勇，当兵两年，因表现突出，被部队评为“优秀士兵”。复员后他被北京车辆段录用，负责安检，三年前搬到柳董庄小区居住，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小区服务。　　“这个小区没给规划车位，很多业主经常乱停乱放，占道停车，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想到为居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梁建勇介绍说，他买来工具，就自己画起车位来。没有油漆，他就去建筑垃圾站里捡别人扔掉的腻子粉，到现在累计用掉一二十袋腻子粉，画了二百多个车位。而如果购买油漆画这些车位的话，一桶油漆二三百元，200个车位下来，至少要花费几千元。　　不仅如此，为解决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他还在小区域了很多自行车停车区。　　梁建勇的“爱管闲事”也在小区出了名。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小区哪里不顺眼都要管。比如，随手捡起没扔进垃圾桶的垃圾、捡起草坪上的塑料袋、搬开堵着单元门的自行车；电梯口的墙砖碰掉了，他就用水泥修补；楼梯脏了，他马上擦拭；为了提醒大家遵守社会公德，他打印了不少宣传单，贴在每栋楼的门口和垃圾箱上；小区的排水井盖被轧坏了，他从几百米远的建筑垃圾站捡来废弃的水泥铺道砖盖住，一块水泥铺道砖足有百十斤重，他搬不动，就一点一点往前挪，累得满头大汗。　　梁建勇的这些努力，虽然感动了很多居民，可也有人不理解。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