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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年7月22日，阳光普照，空气清新，一个“高清版”的北京，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仿佛前一晚一切都没有发生。

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1日中午至22日凌晨的特大暴雨，为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已致北京约l90万人受灾。截至7月22日17时，在北京市境内共发现因灾死亡37人。

这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多面北京”，检验着公民社会的成色。在暴雨面前，绝大多数人“守望相助”，但也有一些人、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幸灾乐祸，“趁灾打劫”，令人寒心。

据新华社报道，在暴雨中，北京网友自发组织起爱心车队，打着双闪开车前往机场免费运送滞留旅客。

微博网友“菠菜X6”与望京网自发组织起“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车队，短短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开赴首都机场接人。网友“何恩培”在微博中回忆：“六十年一次的暴雨，让我有幸体验‘双闪志愿者’的温情。凌晨3：30我出候机楼的门，迎面站着一个气质美女，背后一辆双闪奔驰，‘去城里吗，免费送’。再看背后，一排双闪车，有别克、有宝马、有大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一些市民抛弃了对陌生人的警惕，在网上公布家庭地址，欢迎受困者前往避宿;有商业机构也在网上发布消息，欢迎受困人员前往，免费提供食宿……

大雨年年有，而这种大规模的公民自发救助，以前在北京并不多见。这应归功于近年来公民社会的进步与成长。这种救助，正是源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近年来，在汶川地震等灾难中，这种公民精神屡屡展现，在“免费午餐”等诸多公益慈善活动中，持续成长。

然而，在这场暴雨袭城的危机中，也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有些出租车司机漫天涨价，“趁灾打劫”;尽管暴雨如注，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却照收不误;暴雨过后，望京地区的一些市民第二天一早发现，前晚因为大水停滞在路边的车辆，居然被交通协管员贴了“罚单”。

暴雨袭城本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考验，很多人的表现却令人心寒。但是，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不是一群人凭着道德优越感，对另一群人发起批判，而应该是更深入地追问，为什么同样在一场暴雨之中，人们的表现会有如此显著的不同？

这或许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所致。很多人并不知道暴雨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危害，也不知道公共舆论空间中的主流民意是什么。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个别出租车司机、旅馆只是在遵从最原始的自利原则，而没有遵从“公民精神”，意识到自己也应在危机中承担公共责任。由此，也就不可能启动自己内心中的“防汛预案”。

2.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的汶川、北川地区发生了里氏8.0级强震，美国《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记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心理医师郝林瞒着妻子，跳上了一架飞往成都的飞机，借了一辆自行车，穿着短裤和平底便鞋在农村里穿梭。他有同伴，那是坐了满满一汽车的志愿者，他们带着很整齐的红色帽子，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成都一家私人企业的员工们正在清理沿途一个小镇。从全中国来的志愿者送来了食品、水和爱心。36岁的郝先生跨坐在他的自行车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现在，普通人知道怎么自己行动了。”在成都，救援志愿者组成了一个指挥机构，叫做“非政府组织救援行动”，负责协调30个组织。他们收集捐助物资，包括方便面、饼干、米饭、药物、衣物和床单等。

此次公众感情的流露如此震撼，于是分析家们在辩论，这是否会产生一些影响，民间力量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空间。尽管珍视传统的人们在哀叹现代中国道德迷失，拥抱了物质主义，但是～场可能夺走5万生命的灾难发出了更深远的声响。“我们是念着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长大的，但是这场灾难才把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善引发出来。”来自上海的41岁的投资者邱阿兰说。“人们被这样的场景感动了，也被生命的价值感动了。”

3.2010年8月份，著名媒体人赵先生以某小区业主身份，起诉开发商逾期212天交付房产证，要求开发商支付l5万元违约金，此案一审败诉，赵先生上诉后再败诉。赵先生起诉开发商支付房产证滞纳违约金的官司败诉后，还有数十位业主，为了维权，也以同一理由起诉开发商，无一胜诉。

不过，在赵先生看来，这已是维权的进步。“唤醒权利意识，比做一件具体的事重要得多。”维权意识的启蒙，还要追溯到赵先生起诉物业公示公共收益一案。

2009年，赵先生起诉小区物业，要求物业对公共收益进行公示。赵先生的维权行为，让小区其他业主开始关注自身权益问题。

“这个案子和我在知名媒体工作的身份无关，我就是要维权。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号召观众举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自己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时就忍气吞声？我不能做这样的两面人。”赵先生将所住楼盘的物管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公示电梯间及楼宇外的广告经营收益情况。

记者联系上赵先生，他起初婉拒采访，“这个案子还是不说了吧!我看法院网上把我这个案子登出来了，内容很详细。”不过聊到为何维权，他提高嗓门说：“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我维权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案子，我的出发点并不是帮小区的其他业主，尽管结果显而易见，有可能让大家都受益。我也不是由其他人推举来带头告状，这就是我的个人行为。”

最终该案在法庭的主持下和解，物业公司主动向小区业主公示小区公共空间的广告收益。

2011年年底，赵先生所在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于是，2012年2月初，物业公司将小区从2006年至2011年的公共空间收益，除去归属物业部分外的86万余元移交给业主委员会。据了解，这86万余元占6年来小区公共空间总收益的88%。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这笔钱已经移交，他们希望可以用于园林景观改造。“要没这场官司，我们根本不知道小区有几十万的公共收益，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小区居民说。而且在官司之后，小区的物业服务有了变化，换了保安队伍，安保力量加强了，绿树也补植了不少。

小区的物业客服部王经理说，通过与赵先生的两场官司，反而让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

4.他是公务员，却跟姓“公”的过不去;他是官员，又跟官员的既得利益过不去。

他是谁？——当了l0年全国人大代表，年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连续7年在全国人代会上疾呼“公车改革”;作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他更是身体力行，在就任第一天就“炒”掉司机，改领交通补助。至今8年过去了，他依然“特立独行”，未改初衷。用“一个人的战斗”，向大家揭示了“年省8万元”的公车改革空间。

车改到底有多难？可享受公车待遇的叶青，又为何始终要坚持倡导车改？

叶青说，他爱车，但是，公车的浪费，却让这位财政专业人士坐立不安。“我原先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书匠，研究财政学、财政史。从中国有人提公车改革开始、从大庆车改开始，我就极为关注，算起来已有15年了。”2003年，从中南财经大学调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之后，叶青开始了他身体力行的车改探索之路。不过，以“叶氏车改”扬名于世的他却很孤独，因为迄今为止，他的粉丝只有“两个半”。

叶青车改的困境，在于曲高和寡。用叶青的话来说，车改的最大阻力便是“待遇论”和“安全论”。“‘待遇论，就是认为公车是一种待遇的象征，比如好不容易于到副厅级，就应该享受公车待遇;‘安全论，则认为领导考虑问题多，开车不安全。”“但我就觉得开车是个熟练活，而且自己开车还更有益身体健康。”叶青特别补充道。

叶青告诉记者，他曾算过一笔账：以公车一年的开支3000亿元来算，如果进行改革，最保守估计可以节约1000亿元，而事实上他认为公车一年的开支肯定不止3000亿元。“我知道难度是有的，有人还曾替我担心，说我坚持倡导车改或许会影响我以后提拔。但要是改革成功了，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我本来只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觉得能够推动车改比我自己升迁更重要。”

现在最令叶青高兴的是，有关车改的内容，今年终于写进了总理工作报告。

5.石家庄市桥东区柳董庄小区的多数居民，以前都是村民，如今虽然乔迁新居，可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仍难以融入城市：乱扔垃圾，往电梯里吐痰……32岁的退伍军人梁建勇，自三年前搬入这个小区后，就坚持为小区义务画车位、擦电梯、清扫垃圾，劝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感动了很多居民。

来自行唐县的梁建勇，当兵两年，因表现突出，被部队评为“优秀士兵”。复员后他被北京车辆段录用，负责安检，三年前搬到柳董庄小区居住，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小区服务。

“这个小区没给规划车位，很多业主经常乱停乱放，占道停车，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想到为居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梁建勇介绍说，他买来工具，就自己画起车位来。没有油漆，他就去建筑垃圾站里捡别人扔掉的腻子粉，到现在累计用掉一二十袋腻子粉，画了二百多个车位。而如果购买油漆画这些车位的话，一桶油漆二三百元，200个车位下来，至少要花费几千元。

不仅如此，为解决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他还在小区画了很多自行车停车区。

梁建勇的“爱管闲事”也在小区出了名。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看到小区哪里不顺眼都要管。比如，随手捡起没扔进垃圾桶的垃圾、捡起草坪上的塑料袋、搬开堵着单元门的自行车;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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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4年12月，我国首批9个国家级动画产业基地诞生。也就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动漫产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增加值以超过20%的年均增幅增长，国产动匦片总量增加了近10倍。据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度，国家动画产业基地自主制作完成国产动画片276部、190290分钟，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2%.比2010年增长10%。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动漫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如果能充分利用和吸收中国文化的精髓，以一种特有的姿态展示在世界面前，可以预见它未来的行业前景必会是让人有所期待的。

2.2012年6月28日。中国移动手机动漫基地举办了“漫妙之旅、传播精彩”体验活动。活动邀请了国内30多家知名媒体参加，旨在将手机动漫的精彩传遍中国，与各地动漫爱好者一同分享手机动漫基地的成长历程与动漫视觉盛宴。在活动中，中国移动手机动漫基地展示了手机动漫产业的发展全景。2012年4月16日，中国移动手机动漫基地正式落户厦门，基地旨在“构建全新的发行平台，培育全龄的动漫文化，打造全赢的创意产业”，在优秀动漫资源和手机客户的要求之间搭建起桥梁，实现精确分发，并通过“一点接入，一点结算，全网服务”的商务模式，为产业注入蓬勃活力，助力产业链多赢。“随着三网融合、3C融合、信息技术与文化融合等一系列产业融合，文化创意产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动漫作为文化产业的新兴力量，发展呈现数字化、新媒体化的趋势特点，中国移动手机动漫基地正是迎合这一发展趋势而生。”

“电影《阿凡达》用视觉奇观击中了全球观众，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国动漫人才参与了其中大量工作。”著名配音演员李扬在2012中国电影科技论坛启动仪式上“揭秘”称，《阿凡达》的特效有80%外包给了深圳的动漫公司进行制作，而团队中90%都是中国人。这说明中国动漫一点都不缺人才，现在各大高校每年培养70万动画专业毕业生，万中选一都能挑出个好的队伍。可惜，我们已经有了过硬的士兵，但是缺乏善于指挥的帅将。

2012年6月13日，在比利时漫画/连环画艺术中心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优秀原创漫画的捐赠仪式，此次仪式上共计接受了60种、228册中国原创漫画。这是中国优秀漫画第一次集体进驻欧洲顶级漫画殿堂。据了解。本次捐赠的漫画，有蔡志忠的“国学漫画”系列，敖幼祥的《乌龙院大长篇》，青年漫画家朱斌、本杰明、夏达、寂地、丁冰的《爆笑校园》、《记得》、《长歌行》、《我的路》、《楼兰旖梦》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动漫想要打人国际市场，在世界动漫产业占有一席之地，融人自己的民族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2012年中国美术馆在举办“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作品展”时，专门辟出一面墙放映新中国优秀动画片。其中既有借鉴中国戏曲元素，被誉为“中国学派”开山之作的《骄傲的将军》：也有首次将民间剪纸艺术运用到美术片设计的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更有奠定了中国动画民族风格的第一部水墨动画作品《小蝌蚪找妈妈》。此外，《大闹天宫》、《神笔马良》、《哪吒闹海》等一大批动画片也在此联袂呈现，引得参观者纷纷驻足，一些家长还陪着孩子坐地仰观。“看惯了变形金刚、灌篮高手，很多年未见中国风格的片子了。”一位“70后”父亲如是说。

复制粘贴《蜡笔小新》，只是改变了形象的“原创”巨作《大嘴巴嘟嘟》，曾一度遭到网友的口诛笔伐。改变了样子，改变了名字，其余均与《蜡笔小新》别无二致。甚至连声音都一模一样。《蜡笔小新》曾因涉及大量成人内容。被指带坏孩子而遭到中国家长的唾弃。然而这部“原创”巨作，再次让众多家长不满：“就连我家三岁孩子都问我：‘这是小新的弟弟吗？他们怎么一模一样？”’

动漫强国在本土制作成本不断攀高的情况下，开始将特效工作分包至全球。在这种趋势下，肯吃苦、待遇低的中国动漫人才颇为抢手，中国已经逐渐成长为重要的特效制作基地之一。但是，“制作”多于“创作”的现实，让包括李扬在内的动漫界人士很忧虑。据悉，目前国内深圳的动漫产业有七成都是靠代工生存。自主创新比例不大。论坛上有很多专家都非常理解李扬的心情：“我们现在一夜之间可以创作出世界最大产量的动漫，但是我们无法创作出最有竞争力的作品，这种情形太尴尬了，就好比国内的汽车生产厂生产国外品牌的汽车，努力了半天，大钱都被别人赚走了。”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责怪这些国外的公司欺负我们，因为我们缺少自己的主打创意，缺少真正热爱动漫事业，而不是为了谋生而干活的高端人才。”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无奈地说。“国际动漫的发展已经变得非常先进、严苛了，不是懂点电脑知识，就可以做成动画产业的。做技术或者CG的人。需要一种专业感悟去体会导演描述的景象，这是特效行业的重中之重，它要求动漫人才不仅会操作软件，还要会讲故事、有创造力，有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目前来看，中国动漫界技术高超的人挺多.但创造性思维却跟不上，缺少为特效提出观点和规划的‘领袖’。”

3.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网站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制作完成的国产电视动画片共435部、261224分钟.比2010年增长18%。国内首部动漫蓝皮书《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1)》的数据显示，2010年底。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动画生产大国。

然而，2012年5月，广州美术学院动漫教研室主任叶正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动漫产业繁而不荣。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扶持动漫产业发展，但在此过程中，却出现了重生产而轻市场的问题，大量无意义的生产就像一把虚火，动漫产业发展呈现出一种病态。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动漫产业，纷纷给予各种政策支持。比如，郑州市的扶持政策是，在地方电视台首播的，按二维动画片每分钟1000元、三维动画片每分钟2000元标准奖励企业，最高可达300万元：在中央台播出的，按照每分钟二维2000元、三维4000元标准奖励，最高可达500万元。天津市的扶持政策是。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的动画片，每分钟奖励1500元，在天津市或其他省级电视台首播的动画片.每分钟奖励800元;对在全国公映的动画电影，按照制作成本的10%一15%给予奖励，三维动画电影给予20%。30%的奖励，每部不超过200万元。

2012年5月18日发布的《中国文化品牌发展报告(2012))指出，目前国内动漫企业有85%处于亏损状态.移动互联网游戏开发者也有70%处于赔钱的状态。这些企业大部分靠政策扶持艰难维系。中国动漫产业整体呈现出开放性、竞争性、活跃性不足的无奈局面。

据《南方日报))2012年5月23日报道，在近期举行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奖得主安东尼在逛了一圈文博会之后说，现场展示的动漫形象和作品几乎没太多能引起人注意。他认为，中国有很多独特文化，非常吸引人，但中国原创太缺乏讲故事的能力.也缺乏想象力。因此，制造出的东西模仿痕迹太重，让很多观众看不到新意。“现在动漫包括实拍制作公司的老板都是商人，他们并非艺术家，他们重视市场营销而忽略掉创意。对新创意和想法做更多投入对于这些商人来说非常难。”

“当下出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我国动画数量多，但质量差，大家创新出优的热情并不高，因为在现行的扶持政策下，有创意的作品并不占优势。”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常虹在“中国动漫产业反思与奋进”论坛上提出，尽管动漫扶持政策初衷是好的，并且产生了显著成效，但在中国已成为数量上的动画大国的今天，如果扶持措施不将“质”和“量”区别对待，动漫产业很难实现向精品路线的转型。

4.《海贼王》(原名(ONEPIECE)))是日本漫画家尾田荣一郎的漫画作品，目前正在日本出版社——集英社的漫画杂志《周刊少年JUMP))上连载。这是一部以冒险、战斗为内容，以勇气、友情为主题的漫画，从形式上看的话，它与别的少年漫画作品并无太大区别。

作为目前日本商业动漫销售额排名首位的作品，《海贼王》的成功与很多因素相关，其中也包括一定的偶然。但是，它的成功模式在日本并不是孤例。《海贼王》的成长历程，与日本商业动漫沿用多年的运作模式是分不开的。

各国媒体谈到日本的商业动漫活动时，常常惊异于其不同领域企业间的合作效率。一项具有影响力的商业动漫展示项目通常需要出版社、电视台、动画公司、音像发行公司、衍生品生产商、零售商等多方面的参与，运作难度很高。但在日本，为了一部单独的动漫作品，这些企业可以每年都联合推出新企划而且花样翻新.这听起来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日本企业有多优秀。这种合作效率，其实是日本独特的制作委员会模式的一种商业体现。所谓制作委员会模式，就是多家企业共同投资一部动漫作品，并在合同中对收益及各类著作权进行明确分配的模式。具体操作上，通常是由一家握有主导权的干事企业成立委员会，再邀请各家企业参与投资.资金到位后再成立制作班底。

制作委员会模式在日本已有很长的历史。该模式源于电影制作，动画大师宫崎骏1984年执导的《风之谷》采用的就是这种形式。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被导入电视动画领域并迅速发展起来，逐渐成为日本动画制作的主流。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风险分散，分担制作费用后，一家企业可以同时投资多部作品。避免“独挑大梁”的沉重负担。此外，该模式还有另一大特点，那就是进行商展等联合运作的便利性——由于存在制作委员会这样一个临时机构，企业间沟通协作的程序和时间大幅缩短。同时，由于委员会成员在项目中都拥有利权，各企业也比较容易形成合力。

目前，在日本像《海贼王》这种知名刊物上的漫画，只要连载固定下来，很快就会成立制作委员会。日本的电视台、玩具商和发行公司都热衷于此，积极参加各类投资。有评论